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农民上访诉求的三层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再阐释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维权范式和治权范式都注意到在官民互动博弈的过程中上访农民的"正当性言说"非常复杂,基层政治正在迈向"博弈性政治"的发展阶段。借用场域理论,综合两大范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农民上访诉求的三层分析法:农民的初始性上访逻辑主要体现为求援型政治;官民互动中的农民上访逻辑正在从"抗争性政治"向"博弈性政治"转变;而进京农民的上访逻辑则基本上又体现为求援型政治。因此,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应该区分出研究对象所处的实践场域,场域不同,农民上访诉求的逻辑不同,折射出来的政治运作机制也有不同。     

国家治理逻辑中地方政府的“创新-法治”张力及其后果——“系统性腐败”的一种解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性腐败已经成为反腐斗争重点攻坚的领域。从国家治理逻辑的视角加以观察,由创新驱动下的发展模式所形塑的经济逻辑、基于廉政导向下的纵向控制而凸显的政治逻辑以及法治难题下策略行为所引致的法制逻辑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创新与法治之间在现实中的张力。对"创新-法治"张力的认识有改革先行论、技术修正论和法律引领论三种视角,但三种视角均根植于中国快速变革的大环境。进一步地,"创新-法治"张力在两个维度上以对峙的形式展开:在积极的层面上带来了"高经济增长"的现象,而在消极的层面导致了"高廉政风险"的困境。以权力结构和权力过程入手,推进纵向府际关系的法治化,增强社会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参与作用,有助于破除"双高"并存的发展格局。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旅游资本影响下的基层治理:冲突与应对——基于K市S镇的调研

在国家推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大量旅游资本下乡并成为影响所在地区基层治理的重要变量。在调研地区，旅游业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导致农民和旅游景区之间围绕土地补偿、生计维系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的形成。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基层治理体系不仅以景区为中心重新配置了公共权力，还通过建立景区管理组织和村级组织的干部交流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方式应对当地村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基层治理体系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旅游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该治理体系的风险也可能相应增加。从长远来看，景区所在地的基层治理体系需要更加充分地保障村民有序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体性，确保地方长远利益和农民当前利益的平衡。     

新媒体如何有效“嵌入”农村社会治理

新媒体在村庄场域的兴起拓宽了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助于培育农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行为,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农民在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从新媒体、农民、政府等层面采取措施,实现新媒体与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契合。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阶层竞争: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浙江G镇调查

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高,阶层竞争激烈。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相比差距甚大,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引领的村庄价值标准,所以生存性压力很大。上层农民则在竞争中利用其地位与优势垄断镇域内的市场机会、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优质资源,构成了对下层农民的阶层排斥,阻隔了他们竞争成功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同时,上层农民通过垄断村庄再分配权力,瓜分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最终触发下层农民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这类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要治理好农民上访问题,关键是要调节农村阶层关系,规范村级民主政治,调整农村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村庄社会整合。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一批村庄留守精英和村庄回流精英等乡土内生性精英纷纷走上了规模化农业的创业之路,成为新时期的新土地精英。农地规模经营(或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多是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进行相关讨论。"资本下乡"所代表的外生精英(或资本)主体与新土地精英所代表的内生精英(或资本)主体对村级治理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而后者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从"资本-资源"的理论视角,阐释了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所导致的村级治理转型,即新土地精英所牵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导致了村庄治理所依托的权威性治理资源、配置性治理资源和规范性治理资源发生了重要变迁。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具有增强村庄内源发展动力和加剧村民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     

公共品私人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钟摆式迁徙"导致村庄出现多维的凋敝景象,严重阻碍了村庄的持续发展。为村庄供给公共品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缓解凋敝现象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村庄出现凋敝现象的范围较广、情况严重,仅由政府为其提供公共品,因财政有限,政府供给经常出现失灵现象而难以达到有效治理凋敝现象的目的。借助私人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可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缺陷,出于利他或利己的供给动机,私人供给者均可能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基于此,从公共品供给行为、供给氛围两维度探索私人供给者为何以及如何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并建议充分借助农民创业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以实现对凋敝现象的有效治理。     

信访协同制度化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北大核心CSSCI

信访工作牵涉部门繁多,有效的跨部门合作对于推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信访协同失灵反映了"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弊病,损害了国家权威的统一性,给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导致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低下,引发"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使得矛盾制造方与化解方分离,导致政策制定的草率,给未来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留下了隐患。本文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信访体系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建设,梳理各地在信访协同方面的探索,如群众工作部、联席会议、联动接访、信访大调解、信访大督查、沟通协调会、听证会、领导接访和领导批示等。笔者认为,有效的信访协同,有利于提高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有利于提高常态下的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以及社会危机情况下的国家应对能力。     

区域经济发展与农民问题解决的困境分析

近年来,国家反复强调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尚存在一定困惑。农民问题解决的困境体现在劳动价值论与要素流动关系、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主体关系、以及劳动转移与国家战略关系三个层面,而三重困境的突破在于如何处理"互通有无"的精神。基于福利视角下的多中心发展或多中心治理的回归为解决该问题带来曙光。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村社会上访研究

有关农民上访的研究,已经由第一代学者创建的维权范式,转变为第二代学者创建的乡村治权范式。然而,这个转变只关注到上访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只是由第一代学者关心的集体抗争性质的上访,变为第二代学者关注的非正常上访、谋利性上访、要挟性上访等。两代学者的研究范式都没有对农村上访进行总体的分类研究。如果将农民上访问题纳入乡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大背景下考察,可看到乡村社会的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纠纷解决模式正在走向功利化和实用化,传统社会的情理机制正在转型为工具性谋利手段,乡村治理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具体行动策略发生了实践性背离。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是所谓的乡村社会的治理权限的撤退问题,而是当前压力性体制下,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治理策略和手段分配不对等造成的。     

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民集中居住现象在各地频生,考察村民委员会功能嬗变的实践逻辑及"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的作用机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研究显示,既不同于"解体论",也不同于"延续论",作为国家—农民关系的"桥梁",村委会以流动治理的形式保持国家—农民关系的延续,但"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发生了分离,村委会并非简单延续村治模式下的基本职能,而是以"嵌入"式治理实现功能嬗变,包括主体嵌入与规则嵌入,使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同时,"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亦会面临一系列规则冲突和制度困境。因此,如何透过"地方性知识"视角,合理利用村庄本土治理资源和内生治理规则,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是学术研究的真命题。     

送法下乡与现代国家建构

《送法下乡》的理论视角是"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角至今仍可被用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法治发展。"送法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序幕。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乡土中国"发生变迁,村庄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局面,"迎法下乡"需求凸显。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令人瞩目的成就,使"迎法下乡"在物质层面成为可能。"建设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下乡"等现代国家建构在法治维度的重要工作持续推进,则为民众知法用法提供了巨大便利。此外,关涉基层的法治规划、立法与法律实施,也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些领域成就斐然。而上述一切,都建立在我国优越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上。     

上访钉子户的诉求

上访钉子户的形成,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上访钉子户的诉求大致有三类:获取经济利益、恢复名誉、"出气"钉子户要挟基层政府的寻利之举上访钉子户的形成上访钉子户的形成既是基层治理弱化的结果,也是信访体制形塑的结果,假设基层治理比较有力,大部分的基层矛盾、纠纷就不至于涌入信访轨道,假设现行的信访体制无法提供纠纷解决的     

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

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汲取/控制型向反哺/服务型转变,乡镇政权也开始迈向"服务型政府","脱嵌化治理"的逻辑开始显现:乡镇干部的"去乡土化"进程加快;村级组织呈现维持型、富人治村型等不同的表现类型;以乡镇政权为主体的基层治理实践出现了"有(形式)治理,无(农民)参与"的局面。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农民脱离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轨道,失去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客观上加重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为此,乡镇政权的体制变革,应该重塑日常行政的政治性,强化服务能力,重构与农民的连接机制,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