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制改革构想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制在过去已形成了“刑事为主、民事为辅、行政短腿”的内部格局,其改革的基本走向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专门化.基于地方改革成果判断,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司法的内部体制将定格为“三审合一”模式.将已归队的林业审判机构改造为生态环境保护审判机构,能够推动整个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制的完善.相应地,将森林公安改造为脱离行业控制的生态环境警察,专司生态环境保护刑事案件侦查之责,能够支撑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外部体制的下游体制.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机制的建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是流域协同治理的兜底性环节，司法协作机制的合理设计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研究，着眼国家层面司法协作，结合黄河流域典型地方的司法协作运行实践，探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司法协作机制，重塑司法协作理念，健全司法协作机制的法律及其制度体系，统一司法行政发展规划，设置和调整司法机关，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机制构建的应然路径。     

汉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实践与创新

至2021年12月,《湖北省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施行一年,成效显著.汉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区,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敏感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战略区.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治理的"联动效应"、展示检察机关的"责任担当"、体现司法办案的"为民情怀",是时代交给检察机关的"必...     

关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的思考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长期以来以城市为核心,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垃圾环城,甚至渐渐出现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本文在描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恢复性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环境犯罪不仅破坏了环境资源保护制度,也损害了生态法益,保护公共环境利益是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最根本的出发点。近几年来,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和环境司法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环境恢复性措施出现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与传统惩治犯罪的刑罚措施不同,环境恢复性措施着眼于对受到损害的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恢复性措施的应用让犯罪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其行为对环境的危害,督促犯罪人主动承担环境修复责任,有利于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实现社会和谐。但是,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司法在原则和理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实践中恢复性措施的应用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存在地区差异大、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等问题。环境恢复性司法必须根植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不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在此基础上注重对环境损害的救济及公众利益的考量,逐步完善环境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依据,增设环境刑罚辅助措施,鼓励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创新恢复性措施,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

以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根本要求。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或主阵地,抓手为环境法治,切入点为环境司法。深入推进环境司法改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动力和基本保障。环境司法改革应当重点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树立现代环境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环境的作用;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为环境纠纷解决提供积极的司法服务;实践环境公益诉讼,用司法保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保护生态环境的履职实践与机制创新

检察机关通过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能动履职、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生态环境检察仍存在尚需完善之处，可通过修改完善环境保护及公益诉讼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来构建生态环境全面立体保护；可通过建立惩治环境犯罪与环境公益诉讼互补机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生态环境检察专业化建设、健全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机制等途径完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机制。     

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司法障碍与突破

本文对生态环境犯罪的概念予以确定,介绍了我国现行刑法对生态环境犯罪的规制,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司法所处的新背景：环境法治逐步健全,环境司法成新热点,进而引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司法的主要障碍,提出了如何消除当前我国环境司法障碍的相对措施。     

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背离与回归

伴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环境风险也在不断的蔓延,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激发出了众多的环境纠纷与环境矛盾,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家园环境急切需要在司法途径的保护下得到应有的保护.然而,目前我国在环境司法上却显得力不从心,不能按照其理论先导与思想指引来对环境实施保护.法学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现阶段需要探讨与研究的问题就是,怎样准确且理性地分析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背离,怎样才能使环境司法回归到环境法价值的层面,以环境法的价值为指引将环境司法发挥出更加有效的功能与作用,最终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完美极致境界.     

依法整治秦岭违建 保护秦岭生态环境

秦岭是中国气候分界线,是国家中央公园和陕西绿肺。秦岭北麓西安段东西长166公里,平均纵深30多公里,面积5852平方公里,占西安市总面积的57.9%。有48个流域面积在7平方公里以上的峪口,15个森林公园,是西安的后花园和城市空气净化器。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是西安生态文明建没的重中之重,既是民意所向、民生所系,更是历史责任、现实担当。长期以来,西安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2012年开始就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确定为事关西安长远发展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日本生态安全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生态安全保护问题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理论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修改旧法与制定新法并驾齐驱的立法途径,完善了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系统建构了生态安全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我国应借鉴其成功经验,及早完善我国生态安全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吕忠梅：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日趋枯竭，尤其是2006年以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不时发生，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在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湖北代表团吕忠梅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之衔接研究

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为公共利益提供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机制之间应如何衔接的难题。衔接规则的缺失会引发不同机制功能重叠、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功效的发挥。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本质上是行政权能和司法权能的优化配置问题。基于二者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应当遵循"行政救济优先于司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通过明确政府索赔权的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执法的优先性;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前置条件,确立行政救济的优先性;通过完善具体的诉讼程序规则,确立"先行后民"的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模式。     

保护秦岭生态 环境让绿水青山永续

作为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层峦叠嶂的秦岭山清水秀、树木茂密,素有“陕西绿肺”之称.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让绿水青山永续,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陕西的重点工作.《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颁布施行,这是全国大中城市中,首次为一座山而专门设立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省对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进入了“法治”时代,是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红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研究

红水河流域地处我国华南地区,是我国目前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地区之一.但该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生态环境也不断遭受到破坏.本文指出红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华南地区公众的生活质量,为保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因,必须强化红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法律治理.     

教育平等权的司法保护

教育平等权的司法保护应当受到高度重视,这是我国现实发展的需要,也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重视对其保护的潮流相适应.我国的教育平等权保护必须在立法、民事和行政诉讼及宪法诉讼上采取有力措施.     

保护渔业资源

霍山县地处大别山区,作为全国中部地区首个生态县,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近年来,霍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印发了《关于印发霍山县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关于严厉打击电鱼、炸鱼、毒鱼等违法行为的通告》等文件,有关单位也先后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司法护航：环境资源保护的十二年之路

面对环境污染高发的态势，国家在大力推进各项环境保护行政措施的同时，利用司法手段加大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也早就被纳入了环境资源保护的综合手段之一。 立法：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我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环境立法纳入议事议程。1979年9月13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宪法作出“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同围内其他部门立法相比，环境立法起步较早，生态环境立法也正在趋于完善。     

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协调

目前,各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司法与执法保护可分为三种模式,即以司法机关保护为重心的模式、以执法机关保护为重心的模式和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平行保护模式.笔者认为第一种模式比较适合于知识产权的性质.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存在立法混乱、管辖重叠、地方保护主义与腐败的干扰等问题,应着力通过制度性创新加以克服,特别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海关与临时措施方面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