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解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政社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构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场景”。然而,为什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政社合作关系经过“解构”迈向了多元复杂类型？基于项目执行过程的微观情境,本文提出了政社关系演化的“政绩共享-资源庇护”解释框架,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处于“非对称性依赖”格局,基层政府因其在地化的资源动员能力主导了政社合作的“解构”过程。第二,理性的基层政府权衡政绩共享收益和资源庇护责任之后确定了政社合作的“重构”方向,即合作、俘获、限制、替代等多元化关系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决定其互动关系走向,政府主导的“资源的权力网络”使得政社关系转向了“合作的解构”。研究结论为理解政社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推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政策启示。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政社合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其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等举措,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改革双重登记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等措施,以解决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面临的注册难、监督“缺位”、人力财力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树立“社会企业”理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以解决自身发展能力、公共物品供给、功能定位等问题.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NGO参与社区服务模式研究——以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托管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为例

NGO在针对社区居民需求开展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具有自身优势，但当前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NGO参与社区服务模式。本文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社合作”框架下NGO如何参与社区服务才能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以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托管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的服务模式为例，探索NGO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可行性经验与发展空间。     

依附式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新特征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生着深刻转型:合作正取代控制,成为一种主导性关系模式,并呈现出依附与合作并存的复合特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两个案例,讨论这种依附式合作何以形成、如何形成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分化的制度环境(内向型与外向型)中,政社合作实践依次经历共识达成、关系建立、秩序维系三个阶段而不断趋同,最终形成依附式合作形态。不过,二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前者遵循"政府授权—体制内吸—规则强制"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依附;后者遵循"政府赋权—体制外育—资源诱导"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资源性依附。这表明,当前社会领域中存在一种"双向运动":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让渡制度空间、释放运作资源的同时,又以新的、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回收控制权与再生产着社会组织的依附性。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推进广东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共销一合伙”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模式，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科学分类，推进“政社”分离和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与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差异化管理，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是推进广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解决“转什么、愿不愿转、能不能转”问题和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渠道的关键。     

东城区市民中心和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成果掠影

为了践行“政务公开，政社合作、政民互动”的社会管理理念，2007年1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东城区市民中心、成立了东城区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两个中心与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政府服务模式，成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互动的新型平台。目前。市民中心的运作模式正逐渐向网络化的趋势发展，公益活动延伸到了街道、社区，影响力已波及外区、外省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宣武区社区建设实现“四个转变“

北京市宣武区积极探索社区建设新型运行机制，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在政府职能方面，由政府包揽一切转变为政事政社分开；在自治组织建设上，由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社区民主自治；在社区建设的推动上，由单纯的行政手段转变为引人市场机制，实现良性运转；在社区建设环境上，由“政府办社区”转变为“社会建社区”，群众和社会单位参与度提高了，社区自治的能力逐步增强。 一、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首先是理顺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全区确定了民政、公安、计生、卫生、劳动、城管６个职能部门与街道工作紧密相关。二…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政社互动合作的基层探索

近年来，南京市在社会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上大胆探索、先行一步，通过政社合作，推动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激发社会组织正能量，提升社会组织地位，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动的格局，从而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新秩序的目标。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政府倡导、全社会参与着力构建浦东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新格局

近年来，上海市浦东新区在提升城区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区”、“全国双拥模范城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等荣誉称号。特别是在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力度的逐渐加大，新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也逐步改变了“政强社弱，以政代社”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政府大力推动、社会积极参与的新格局。目前，新区已初步形成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精神文明创建的有效方法，     

制度变迁背景下群社组织间的竞合关系及其生成机制

由于条块之间对社会组织的认知结构与组织能力上存在差异，在条块“非协同治理”的制度环境下，群团组织作为体制性力量的“边缘部门”，其一方面会利用体制结构所赋予自身的空间与结构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来强化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群团组织与体制的强关联也会成为社会组织主动寻求庇护的原因。此外，由于社会化的资源募捐渠道不成熟，社会组织在依附政府时，形成了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客观上与群团组织形成了竞争关系；对于资源相对丰富的群团组织而言，它自身也成为社会组织依赖的对象，形成群社组织合作关系形态。     

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文章从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两个角度探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路径。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突破,进行政府转型,将"强政府"变成"小政府";然后培育社会组织,在政社合作的框架下构建"大社会"。这样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诺斯悖论”问题探析

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同样呈现为一种"诺斯悖论"式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活动空间与合法性等关键资源提供了机遇,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引致社会组织主体独立性衰退、组织服务低效化、草根社会组织边缘化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同质化等负面效用。政府行为逻辑的内在张力、政社间合作规则的阙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生成机理。因此,需要通过政社间"伙伴"关系的认知建构、以契约为核心的政社合作规则强化以及政社间权力关系的均衡化等路径规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不良影响,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湖南“禾计划”:实现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融合式发展

湖南"禾计划"旨在通过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加强全省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建设,提升街镇服务供给能力和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加强培育基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畅通社会组织参与民政事业转型升级渠道,提升民政工作社会化、专业化水平,最终实现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融合式发展。为传统民政服务能力提升注入专业新动能"禾计划"是湖南省深化基层民政改革、加强民政基层能力建设的创举,该项目经由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的融合式发展,为民政服务能力提升注入专业新动能。     

制度规则、实践阐释与目标置换：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自由裁量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生产的新型制度场域。社会组织面对正式制度的规范性、服务社区的情境性和自身生存逻辑考量，势必会在服务项目执行中进行自由裁量。社会组织的自由裁量区间表现为价值选择是利他还是利己；行动指向是需求还是供给；回报周期是长期还是短期；角色定位是伙伴还是伙计以及关系拓展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社会组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背后是行政主导逻辑：科层体制的惯性；行政考核的压力；秩序稳定的需求。社会组织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加以控制而无法彻底消除，对此可以通过稳定的发包关系进行事前控制；通过精细的过程治理进行事中控制；通过可逆的绩效评估进行事后控制。社会组织由被动控制到主动发挥自由裁量权的正功能，实现基于专业价值的制度规范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平衡，才是走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失灵困境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