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使用影响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研究——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及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大众传媒会深刻影响民众的政治与心理意识。在以往研究中,官方媒体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基于2014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官方媒体使用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官方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爱国主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政治信任不仅负向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也负向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通过爱国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政治信任与官方媒体使用是相互竞争关系,政治信任高,官方媒体使用通过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便会弱化。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青年中间阶层住房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研

在当下中国社会,住房成为了青年中间阶层在都市生活中面对的主要压力之一,住房既在客观上影响其生活方式,也在主观上影响其生活感受。为了研究住房产权、住房消费、住房条件等住房状况与青年生活幸福感间的关系,特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模型,对幸福感内部结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以最终揭示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幸福感总体模型来看,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中间阶层总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住房产权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消费压力则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住房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曲线关系。从幸福感结构分析模型来看,住房因素对于情感取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住房状况主要通过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地位认知来对幸福感产生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及其提升策略——以成都市武侯区为例

近年来,幸福感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新生群体。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政府四个视角进行调查研究,对影响这一群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增强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对策。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访谈报告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1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以探讨其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访谈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状况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支持及工作因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主要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家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互联网使用与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基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同时也不断影响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体验。本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存在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能够提高网络资源、改变网络结构;并通过网络中蕴含的网络资源和其中的高地位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受。     

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主观幸福感反映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对政府的认同。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了解京津冀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和改进后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京津冀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整体而言,京津冀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保持在较高水平;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京津冀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可以使得京津冀地区居民觉得非常幸福的概率增加10.2%;基本医疗保险通过提升京津冀地区居民的公共服务普惠性感知、充足性感知、均等化感知和便利性感知提升了京津冀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分地区而言,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北京市、天津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对河北省而言,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商业性医疗保险既未能显著提升整个京津冀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没有提升北京市、河北省和天津市各个区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湖北省女性农民工权益保护现状与对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达2亿人，其中女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3，表明女性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如何有效保障女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变迁

鲜有研究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尤其是对比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动态变迁过程。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对CGSS2003和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和2013年,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2003年,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和非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重要途径;而2013年,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非经济效应机制——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知来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结果说明,中国已经很好地释放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并且正在向释放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效应转变,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和社会信任的培育有重要启示作用。     

主客观生活质量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生活条件—功能性活动—主观生活质量"分析框架,考察功能性活动在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方面通过直接路径促进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这一路径排除了功能性活动的作用,体现生活条件本身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借助间接路径提升主观生活质量,即通过引起功能性活动的变化从而间接实现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在所列举的功能性活动中,书报阅读和个人安全在生活条件与主观生活质量间发挥较强的中介效应,而看电视、个人信任与社会参与发挥的中介作用则较弱或不稳定。     

“城中村”村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调查

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村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的考察,发现村民认同的社会阶层主要为中下层及中层;回归分析表明,影响村民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性别、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有产权住房数量"、"是否有小汽车"等变量。村民主观阶层认同标准集中于财富类变量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     

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就业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此,以便利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广西某大学51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就业能力三者关系,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专业认同和就业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就业能力呈显著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专业认同感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正向显著影响的部分中介效应。     

农民工问题事关社会稳定

农民工市民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就业、生存、维权、心理、交往、身份认同、自身素质等方面面临着困境,从而对农民工阶层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民工阶层具有较为严重的剥夺感,难以建立起对城市群体与社会的精神归属感,对政府、城市社会和市民的信任度不高,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倾向,这些问题的存在危及社会的稳定。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绿色信贷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实施行为的影响——基于生态认知的中介作用及农业收入占比的调节效应

验证绿色信贷—生态认知—农业收入占比—生态农业技术实施行为之间的内在因果链条，深化对农户生态农业生产行为的驱动因素认识，对绿色信贷及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具有借鉴与参考意义。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农户生态认知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法，考察绿色信贷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绿色信贷通过改变农户生态认知对生态农业技术实施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生态认知影响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决策过程中的农业收入占比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绿色信贷对秸秆回收、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实施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生态认知在绿色信贷影响有机肥施用、中高农业收入占比组农户的秸秆还田和测土配方施肥行为中具有显著正向中介作用，但在低农业收入占比组农户秸秆还田和测土配方施肥行为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第三，农业收入占比在生态认知影响农业秸秆还田、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即农业收入占比能有效促进生态认知向生态农业生产行为转化。     

城市发展如何影响青年幸福感?——来自京津沪的经验证据与启示

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天津三个超大城市为例,从“城市促进青年发展”的角度出发,围绕青年特点和发展需求,构建了包括发展基础、宜业、宜居、宜育、宜乐5个维度44个具体方面的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将2010—2018年CGSS微观数据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数据匹配,探究青年幸福感总体情况及变化趋势,测算城市发展的主观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城市青年幸福感呈不断提升趋势,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与青年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不同阶层青年群体幸福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为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提升其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应着力凸显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做好普惠型青年发展服务,聚焦青年迫切需求,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提升青年生活品质,建立健全青年发展型城市动态监测评估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性影响与保护因素

以408名城市青年农民工为被试,运用问卷法测查其心理健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社会支持的相关,结果发现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地低于全国常模.社交回避及苦恼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并且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对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