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权的理论证成与自主性内涵

数字社会需要人权以“数字形态”的方式继续承担为人类社会进行道德奠基的重任。人的数字化生存丰富了人的自然属性，扩展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拓展了人性的外延，并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数字人性。以权利推定的方式，从“未列举基本权利”这一进路出发，表明宪法可以容纳数字人权。对“人权条款”与“人格尊严”的诠释则进一步展示了宪法是容纳数字人权的主要载体。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看，数字人权具有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以及“结构耦合”等功能。数字人权具有理念上的独特性，它强调合作、共享和共治等基本理念，从而有别于传统人权的斗争和防御逻辑。上网权、隐私权、网络表达、个人数据权、数字身份权、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等子权利是数字人权在当前社会境况下的具体权利形态。     

数字人权“泛化说”之三重否定——对刘志强教授等质疑的几点回应

强调数字人权是人权泛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数字人权的误读。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从来都只是自然人,现有关于数字人权的研究从未将人工智能纳入人权主体范畴,而“信息人”本质上也是线下生物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权主体泛化问题。在数字人权内容方面,传统人权数字化新样态并未脱离人权本质,而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应当具有包容性,诸如上网权、个人数据权等新兴权利正逐步进入人权保障射程范围之内,并非利用数字技术变造人权。在数字人权概念证立方面,人权的内部证成要素并无统一标准,但数字人权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的,具有证成的人性根基,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继承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     

用户画像中的人权保护

随着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不同场景中的用户画像技术根据不同的用户信息抽象出标签化的用户模型。用户画像技术让数据具有了价值，凸显了大数据时代人的“数字属性”,也型塑了数字时代的公民数字身份。然而，用户画像技术在给人类带来舒适、便利和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限制公民自主权、侵犯公民知情权、隐私权、平等权及对人的过度监控等方面的人权保护困境。鉴于数字时代人权侵犯方式的技术化和自动化，立足用户画像中人权保护的法治化进程，需要与时俱进更新人权保护理念，从构建个人赋权、平台责任与国家监管的权益平衡机制、构筑用户画像中的人权协同保护体系、保证用户画像中的数据公正和第三方身份的技术监督四个方面，探索用户画像中的新型人权保护策略，加强和促进用户画像中的人权保护。这无疑是数字时代人权保护的重要课题。     

时空建构下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逻辑构造

在时空建构理论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贯穿于其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始终。历史逻辑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元逻辑”，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生成背景、主体选择、伟大成就构成了历史性的逻辑脉络。价值逻辑是以基于共同价值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价值体系，突破了普世价值以及绝对主义时空观的封锁，以共识性的价值观为人权的对话、商谈和治理提供了时空语境。实践逻辑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叙事风格，有效拓展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空间、勾连了过去与未来的时空联结。理论逻辑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关于人权主体、人权价值、人权功能、人权话语等人权论述的整合，提升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时空构想能力。这四者呈现“四位一体”的时空结构，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是历史元逻辑在理想观念、制度设计和话语体系等社会时空领域的延伸，可以从中发现或提炼出具有开创探索性的贡献。     

社会权视阈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如何有效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是落实数字人权并达致数字正义的重要步骤。当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法律保障并未从公民基本权利出发来选择妥适路径,这成为制约权益保障实效的“元问题”。须由社会权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理据有三：社会权对弱者的救济、社会权的数字化拓展以及“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与社会权的契合。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依照社会权的任务为权益保障设置阶段目标,既维持数字化生活的“最低水准”,实现数字红利分配正义,以及从个体救助转向普惠福利;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权的功能以为权益保障提供路径指引,既在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和受益权指引下,构造国家的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重要论述”彰显人权理论发展的自觉性、主体性、时代性,饱含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理论提升、理论深化。“重要论述”总结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特征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人权发展道路理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揭示了中国人权事业的人民主体性,超越了传统人权主体学说,拓宽了人民主体性的理论维度;以“生存和发展”“人民幸福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构建了“基础性权利—目标性权利—最高价值追求”的“三阶层”人权体系结构;强调依法推进、协调推进、务实推进、平等推进人权,形成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带有普遍意义的人权保障方式理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提出了推进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丰富了人权文明多样性。     

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

随着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的深入发展,人权形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重塑,从而打破了既有的"三代"人权发展格局,开启了以"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它在发展动因上,源于信息革命;在内涵逻辑上,发生了根本转向;在价值内核上,实现了品质升级;在关系构架上,呈现关联义务的社会延展。这就需要确立全新的"数字人权"观,构建相应的人权保护机制,塑造尊重人权价值的"道德基础设施",从而为"数字人权"提供有效的法治化保障。     

论数字人权话语权的国际格局及中国路径选择

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数字人权作为第四代人权,既是全球数字治理与国际人权治理的重要联结点,也是全球价值融通与利益博弈的关键场域,关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各国抢占数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突破口。联合国倡导构建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数字契约,现存数字人权规范、政策、制度是各国国内利益及国际利益两级博弈的成果。欧美国家占据先发优势,企图推动欧美模版成为全球数字规则,从而享有绝对数字人权话语权。中国通过提炼具有全球标识性的数字人权理论话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话语权、优化规则创制话语权的理论路径、现实路径、根本路径来全面提升数字人权话语权。     

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

新中国70年人权理论研究根植于社会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经历了以实质平等为导向，由实践到规范研究的蓬勃开展到革命话语下逐步遮蔽的奠基阶段；从思想破除遮蔽到以问题导向对话和沟通的探索式研究初创阶段；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出到理论争鸣实现人权入宪的研究深入阶段；从主体反思和论域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的人权体系成熟阶段。这一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贯穿于主体塑造、价值追求、破除藩篱的理论探索，党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实践面向，人权理论面向古今中外渊源生发机制反复追问，逐步成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三大支柱。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面向三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深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话语表达，古今中外人权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     

论人权责任主体的多元化

传统意义上，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国家，人权理念的最初立意就是预防公权力对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的侵犯。然而，随着人权责任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加之国家能力与权利诉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全球化、民营化与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也正在迈向多元化，企业人权责任和社会组织人权责任均须加以强调。绝对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人权义务理论中或已难以为继，应当在并不降低、甚至加强国家责任的同时，将市场与社会的其他主体也纳入关注视野，正视其所应承担的人权责任。     

数字人权规范构造的体系化展开

数字人权的规范构造，意在将数字人权从价值观念转化为融贯于现有法律体系的制度规范。数字人权从内容上可分为数字生存权、数字自由权、数字平等权、数字救济权四类二阶权利，并进一步衍生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权利体系。数字人权规范的形式构造，可基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三者的互动关系理论。数字人权规则的司法适用需要借助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数字人权原则的司法适用重在明确权衡的情境，并细化权衡的方法。在数字人权规范的适用过程中，解决权利竞合问题宜遵循最小限制原则和最大相关原则；解决权利冲突问题需经过三阶权衡：基于数据的可识别性进行前置性判断、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作出利益衡量、根据比例原则检验合理性。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罪犯人权实现的障碍分析

罪犯的处遇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如何对待罪犯，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与法律发达的程度。当今世界，尊重和保障人权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关注。2004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人权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罪犯人权的发展也就成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在人权实现一般规律的理论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对阻碍我国罪犯人权实现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数字政府建设中数字化与法治化的融合

数字政府建设在大幅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同时,可能导致新型的“数字官僚主义”。权力技术化和技术权力化,其衍生的效应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自动化行政会不当限缩甚至完全消除权力的裁量空间,数字化控制易侵蚀人的主体性地位。当前,数字人权体系建构滞后于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数字资本侵犯人权的风险日益增大。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着重数字化和法治化的深度融合,走出过度追求工具理性的误区,回归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性。应合理划定政府数字化的边界,及时确认并有效保障新兴数字人权,以技术性正当程序约束自动化行政权,运用数字技术促进社会公正,更好地满足公民对美好数字生活的向往。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探析

刑事诉讼是国家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追诉程序的基础阶段，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趋近于“犯罪控制观”，使得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对比失衡，个人权利保障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是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的。应当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诉讼经济和程序正当的高度完善我国的侦查阶段，加强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     

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

只讲人权的阶级性 ,否认普遍性 ;只考虑“多数人的人权”而忽视“少数人的人权” ;片面强调“主权高于人权”、“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 ;或只讲“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忽视政治人权居先的价值地位 ,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阶级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抽象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 ,有可能为以“主权压人权”的专制政权提供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的首要人权应是政治人权。     

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与作用

国家人权机构是在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国内人权促进和保护机制，《关于国家人权机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被公认为国家人权机构发展的里程碑。但是，对国家人权机构的理解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本文以《巴黎原则》为基础，围绕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和作用，对国家人权机构的定义、特点、分类、职责等基本问题加以澄清，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发展主义人权观的奠基与传承——纪念李龙教授

发展主义人权观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发展与人权的关系,强调发展对于人权的基础作用,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自由主义人权观没有准确地理解发展与人权的内涵,未能发掘二者之间的底层逻辑,因此无法协调发展与人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人权的主体,发展与人权被囊括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以此为指导,发展主义人权观认为,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人权的基础,人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人权目的,应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但这不能成为牺牲其他基本人权的理由。随着全球发展环境的变化,“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无法论证发展的优先性和各国探索本国人权道路的合理性。应在发展主义人权观和全球发展倡议指导下,将发展视为人权的基础,构建“以发展为基础的人权”理论。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国际规范扩散

“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实质上是“重要论述”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国内人权理念——国际人权理念——国际人权规范”的发展进路。“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旨在打破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中西方角色固化，有助于增强中国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与感召力。当前，全球人权治理困境凸显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与规范的能力赤字，人权异化昭示全球人权治理亟需正本清源，而“重要论述”展现了全球人权治理改革的中国智慧。在推进“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过程中，中国可借鉴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话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扩展以及儒家文化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凝练发展主义人权观以开展国际规范竞争，运用社会框定策略形成“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的社会共识，统筹利用国际和区域制度平台，重视“重要论述”中的人权理念从软法走向条约的谋篇布局。     

以人权看待发展

发展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是因为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与误解。从将发展权界分为国际社会的主张与人权体系的重新分类来看,狭义的发展权意味着人权谱系的拓展,意味着需要以开放的方式理解人权。以人权看待发展,意味着对发展问题和人权问题的双向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