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中的堕胎规制——生命权与自我决定权、国家利益的宪法考量

堕胎的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国家放任模式、国家许可模式和有限制的国家放任模式。这些模式的背后都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考量,模式的选取与其社会传统、对胎儿是否为人、宪法权利是否具有积极性、国家是否负有某种保护义务等诸多因素的认知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基本上是放任孕妇堕胎。然而,宪法却要求国家履行其对生命的保护义务。鉴于法律应该在社会现实和价值诉求之间寻求合理的互动和对话,我国应该在保护胎儿的生命、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更为适当的权衡,对我国所施行的堕胎规制模式做出适当的调整。     

从副部长窘于高学费说起

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否与国家财力相配套发展,是否有必要?     

论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之三维度量——以江苏省四个县区为例

对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的度量,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研究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内在逻辑构成涵摄社会救助权的给付范围、给付上限和给付下限三个维度要素。其中,给付范围是从横向的视角对国家给付义务的对象、主体以及项目进行规范,可以决定社会救助权具体国家给付义务是否在场以及在场的排序问题。而给付上限和给付下限两个维度则是在给付范围科学界定的前提下,从纵向的视角对国家给付义务的给付程度进行规范,是决定社会救助权具体国家给付义务是否履行以及履行的效果问题。     

为国家和全民服务的公证人——2013年度法国公证工作报告（摘录）

了解我们的职能作为国家任命的公证人，我们是否回应了国家的期待？我们是否提供了社会和当事人期待的服务？我们是否圆满完成了肩负的职能？我们是否运用必要的手段来适应当今社会的变化？我们是否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声誉做出了贡献？     

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以农村基层政治制度为考察对象

乡村社会秩序是指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国家政权能否控制住,同时治理好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能否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政权,通俗地说就是乡村社会是否安定有序。本文试从三种不同的农村基层政治制度即民国时期实施的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制度入手,考察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从中探求怎样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保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从比较宪法的视角介入

从比较宪法的视角来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构成了基本权利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现代宪法对基本权利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的拓展和深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司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可司法性"两个方面的论题,其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基于其本身的法律属性是否可以被司法救济,以及这种救济的限度和范围有多大。其二,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基于其司法职能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侵权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司法裁判。基于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范畴、属性以及权利义务关联体系的认识,应当承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具有可司法性。     

论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

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宪法是否规定了合理的权利体系与权力结构,实现了对权利和权力的平衡配置;宪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是否保证了法律创制的合法有效性,法律体系是否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生活模式;国家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司法是否具有独立性,人权是否获得切实的司法保护。     

民法、经济法的社会利盖与社会本位之辩

个人本位为民法所倡导，然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是否分别为民法与经济法所拥有，且彼此泾渭分明?至少在三个方面存有疑义：个人本位是否指具体的个人本位?现代民法对自治原则的自我矫正是否表明民法已转而追求社会本位?经济法是社会本位。还是国家本位?     

我国法制建设的道德化思考

事实表明，一个国家是否能真正建立起现代社会经济，不仅仅要看它是否建立、健全了现代社会经济所必需的法律法规，而且还必须看它的国民在主体精神上是否经历了一个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转化。所谓国民主体精神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转化，我们通常简称为“社会经济主体制度化法制化”。社会主体的制度与法制意识积淀为社会主体的心理本质——浸透主体灵魂，内化为主体行为的指南，从而形成社会经济行为风尚，这就是主体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主体制度化和法制化是国家社会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社会经济主体的制度化法制化，就必然涉及到一个…     

社会权可诉性分析

社会权是否具有可诉性在世界各国理论界存在争议，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权不属于普遍性个人权利，不具有可诉性。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以德国、南非为代表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司法裁判社会权的有益尝试。这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的社会权保障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