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

公民的网上政治表达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中心性和随意不可控性,政府对公民的政治回应也日渐增多.但是,日渐频繁的网络政治互动并没能够带来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提高,相反,存在着政府被网络绑架着回应公众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社会需要良法之治;在政治现代化的阶段中,应该适度控制公民参与;政府应提供正义的制度、努力培育政治文化.     

信息化时代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以厦门PX项目民意表达为例

厦门PX事件是信息时代条件下政府恰当处理民意表达的典范,PX事件表现出一些新特征,如：电信、传媒、网络等技术设备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条件;政府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见予以及时回应等。这个事件的成功解决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包括应打造高效电子政府,实现政府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应加强公民...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公民持主动参与态度与政府持积极回应态度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互动的两种主要范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完善措施主要包括: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合法性;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拓宽公民参与途径,深化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机制;完善后继配套措施,巩固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成果。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研究

政治效能感意指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政府的回应性抱有一定的信心。它影响着人们是否参与政治和如何参与政治,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即公民自身政治知识水平偏低、政府回应性不足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导致了公民的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将民众引向暴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追求和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其路径在于,提高公民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加强回应型政府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浅析新媒体视野下网络集群行为与政府形象塑造——基于厦门和宁波“PX”事件的比较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深入发展,网络集群行为逐渐成为网民集体行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近年发生的一些网络集群事件中,处于短信时代的厦门和处于微博时代的宁波"PX"事件,成为了民众参与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典型性事件。通过比较研究这两起典型事件,考察媒介化时代中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政府的回应,从而探讨网络集群行为与政府形象塑造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有助于为地方政府科学有效提升执政能力和增强自身形象提供分析与经验。     

"善治":一种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治理"范式下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设计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即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新颖关系的一种最佳状态.依据俞可平教授关于"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解决合法性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而形成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     

政府回应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互动路径

现代社会充斥着风险,政府出于履行自身职能的义务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必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将公众风险感知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有效的政府回应能够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公众风险感知能够推动政府回应效能的提升.为促进政府回应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互动,公众应积极反映诉求,推动政府回应效能的提升;政府应及时提供正确、...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逻辑、环境与成长

善治理论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多个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体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体现着民主、责任、服务、公正、合作的价值指向,它的运行必然实现从工具意义到责任意义、从单向回应到双向互动、从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逻辑转向。而实践中,这一运行逻辑与现代民主政治基因、公共行政理念、公民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适应性,为此,提高政府回应力,应加速现代民主政治基因成长,充分彰显公共行政理念,不断完善公民社会制度,从而真正促进政府善治。     

论"回应度"及其研究范式

一切社会交往都是以信息传播为基础并通过信息交流来实现资源及情感的交换,继而产生共同行动的,因而“回应”作为对多元主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的互动过程的理论规制,与信息传播有机联系。回应范式既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并包括:回应主体、回应方式和回应度三个基本的研究视域。“回应度”是对回应过程中参与回应的多元主体间互动信息的相互吸纳和行为相互影响程度的一种总体判断和描述。研究回应度是研究回应的理论深入,而与回应范式相对应的是回应度范式。回应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包括四重内生性关系和三个基本特征,以及六个相互关联的技术维度等。     

政府回应:一个基于公民身份转换的问题

回应是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响应和基本责任。伴随公民身份由"臣民"向"顾客",再到"多元治理主体"的转换,政府回应的次数、内容和方式等特征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政府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以公民为导向,努力实现价值理念再造、素质诉求提升、制度建设完善,构建并维持与公民的良好互动关系,建立政府回应机制,满足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回应型政府的发展需求。     

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关系的学理分析

依据思想与行为关系理论,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在学理上有着密切联系。公民意识各要素整体作用于政治参与,或驱动、或规范、或调整政治参与行为过程,表现出平衡与失衡两种结构特征：正向的政治参与积极作用于公民意识,负向的政治参与消极作用于公民意识。要通过培育公民成熟的公民意识,支持公民自主理性有序地政治参与,形成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促进双方的健康发展。     

公民行政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即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公民行政参与是民主行政的核心内容,公民行政参与是政府治理的必要条件,公民行政参与是新公共服务的价值诉求.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形式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公民参与;以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核心的公共决策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公民参与.契合我国国情的公民行政参与的途径与模式主要有: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公民行政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公民行政参与的制度设计,推进公民行政参与的有序化;创新公民行政参与机制,实现公民行政参与的有效化;促进公民行政参与的组织化,提升公民行政参与能力.     

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探析

公民意识的生成是一个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客观条件下 ,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实践中官吏和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应全方位构建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为此 ,必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 ,开展公民教育 ,发展公民文化     

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是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推动力量。具备良好参与意识的公民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关键性因素,其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民主和高效,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此,本文通过探索搭建社区公民参与的平台,发挥高校公民教育的重要作用,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回应水平等途径来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以期达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目的。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数字平台驱动下的群众监督与政府回应——以A省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为例北大核心

技术赋能的理念推动了数字政府转型,依托数字平台的政民互动逐渐成为政治沟通与对话的主要场域。以系统理论为视角,借助结构主题模型(STM),对A省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20660条投诉举报信息及政府回应内容进行分析,系统研究数字平台对政民互动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在技术层面,数字平台依靠高效率的数据采集、信息传输以及数据处理,为群众监督的便捷性和政府回应的有效性提供了变革契机;在管理层面,以平台为枢纽的归口管理,确保了政府回应内容和方式根据不同的投诉类别进行动态调整;在制度层面,全过程监督模式与政民互动深度融合,推动且保障了群众的监督权利。通过对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的处理,为理解群众监督与政府回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合法化和理性化.公民参与必须具有自愿性、有效性,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还存在着任意性、非透明性以及公民参与的不平衡性等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建设公共政策的公示制度和有效的反方机制;增强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精神;形成"善治"的社会治理理念,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E时代:网络舆论的伦理引导与政府公信力守护

在E时代,网络舆论作为现实社会舆情在虚拟社会的投映,往往是民意的一种集中表达,在与各级政府的多维互动中,需要各级政府做出积极回应并进行理性引导和处置,这既是在检验政府的行政能力,更是考量E时代政府的公信力伦理建设。在应对网络舆论的实践中,政府面临着"信息场和舆论场"错综复杂、价值冲突、制度悖论、技术难题等挑战,政府应该根据网络舆论在发酵、扩散、爆发和平息阶段的特点,立足于现代政治伦理维度,建立快速的反应和回应机制,真诚负责地构建官民互动平台,实现制度"硬控制"和价值关怀"软引导"的协同并进,从而守护自身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