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人汽车消费宏观政策选择研究

展示性消费是一种消费者并不在乎消费品本身的效用,更多地是在追求这种消费可以显示消费者金钱或地位的消费。因城市建设、道路设施等问题的制约,中国大多城市还不具备普及私人汽车的条件,目前仍处于展示性消费阶段。为保障全民福利水平,遵循享用与付费对应的原则,建议适度提高汽车和汽油的消费税税率,由私人汽车的消费者承担更多的城市建设改造费用。     

公平视野下的德国简化税法改革方案——基于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税收正义理论的公法学思考

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提出的税制改革方案主要借助取消不必要的类型化区分、确立中立法律形式下的课税表达、对婚姻和家庭的特别保护、减少例外规则以及简化税收程序等来实现税收正义。税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现实,其改革思路的起点恰在于税收背后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下的租税国家、人格图像并函摄了基本权利主客观面向的理论基础,即对国家共同体及任务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自由而有个性的人必然要求处于国家所保障的自由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法律予以相匹配的规制,它具体表现为以减少纳税人税收形成可能性为目标,保障国家对个人经济成果最温和分享以及减少例外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

在当代 ,税收法定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和税法的基本原则。本文研究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内容、实质与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对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宪法及税法中的应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法治考量

我国当前的税制改革以改造税种且简化税制、调低间接税的宏观税收负担比重、改进税收征管效率为核心,进而促进和保障中央地方收入划分规则的改进,除此,还应当促进微观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税收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及其再造税制的结果都应当服膺于税收法治的要求。货物和劳务税制之再造应当遵循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环节、简化税制结构、改进收益划分的思路,基于"对货物和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选择特定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的定位,分别制定"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与此同时,废止大部分收入归地方的营业税和由中央独享的车辆购置税。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目标是:增值税的税率结构简化、税收负担适度降低,由中央分享75%逐步过渡到中央独享;消费税的税率结构应当体现经济政策中的限禁意图,由中央独享逐步调整到地方独享。两税分别由国家和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     

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正名与规范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要求征税权由立法机关保留,但税收调控权不应由立法机关垄断,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不应笼统地适用于所有有关税收调控的立法行为。行政立法可以规范消费税的基本制度,以及仅涉及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税收调控措施。同时,应当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宏观调控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税收调控中的所有行政立法,并且在宏观调控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税收调控中行政立法的前提条件、行政立法中可选择的调控措施及调控幅度。     

论我国消费税的宏观调控功能

目次一、我国消费税制度的变迁二、消费税的税收功能及其变化三、消费税的宏观调控功能的体现四、完善消费税宏观调控功能的思考消费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针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而开征的税种。一般而言,消费税不仅具有筹集财政资金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引导大众消费偏好、调节产品结构的宏观调控功能。从我国消费税开征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消费税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而使得其宏观调控功能有限;其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下降,表明该税种在筹集财政资金中的作用尚不及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的重要性。要发挥消费税筹集财     

试论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进行法律保护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随着税收权利关系学说逐渐被税收债权关系学说替代,我国开始日益重视纳税人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本文从为什么要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和为什么值得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两个角度入手阐释了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以期对我国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研究有所裨益。     

论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是指一个国家在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时,必须明确税收立法权、国家征税权和税款收益权,享有税收立法权的机关在税法中对课税要素做出明确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     

我国税收立宪法律问题研究

税收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财产权,而我国《宪法》只规定了一条公民具有依法纳税义务的条款.现阶段,税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法治国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反观我国目前的《宪法》,无论是税收的法定原则、税收的公平原则,还是税权和纳税人权利的条款,都缺失严重.因此,本文认为加强对我国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从税收立宪的基本理论出发,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宪的解决之道.     

税收国家及其法治构造

现代国家源起于现代意义的税收,税所具有的公共对价性、非营利性与国家的民主法治性结合而成税收国家,税收国家必须反映公共目的及国家目的的两个面向。没有税收国家,就不可能有以经济自由为中心的实质法治国家;反之,税收国家须营造一个完善法治的构造。税收国家的法律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权主义原则起源于财政民主理念,以此为导引完善财政立宪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相关程序制度,由此为税收国家权力运作设定一个起码的边界。     

生态消费的法律保障:应然抉择与实然存在的研究

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对于传统消费方式的超越和变革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活动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消费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消费者社会义务的法律化以及和谐社会秩序对法律的需求为生态消费法律的创设确定了应然基础.作为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生态消费法律在国内外立法实践中都有所落实和体现.生态消费法律主要包括了消费者社会义务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和生态消费税收制度.我国应顺应消费模式变革的迫切需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消费法律保障体系.     

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

敦煌归义军政权实行据地出税的政策,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税草和税柴。由于归义军实行请田制度,不仅赋税的征收完全以土地为据,就是部分差科的征发,也以土地为据。赋税主要以乡为单位征收,具体则由“某头”负责。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既与中原王朝的制度有一致性,也有自己的创造和变通,但在发展趋势上却与中原王朝相一致,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唐后期五代宋初经济制度的演变。     

A ‘Fool’ and His Sugar-Sweetened Beverage are Soon Taxed

Tax policy informed by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suggests that taxes should be levied on non-‘rational’ choice (i.e., where a person makes a ‘foolish’ decision by their own internal standards). In respect of excise taxes on 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 the regressivity of such policies can then be justified by reference to a progressive health effect, since the poor are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price and disproportionately tend to consume 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 However, as it currently stands, that conclusion is based merely on a presumption of irrationality of the poor as a class and neither the relative price of goods subject to such taxes, nor the associated ‘welfare loss’ from the levy of the tax,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measured. Such a presumption of non-‘rationality’ in food choice only holds with respect to persons who are not bound by relative prices of food, namely the wealthy. Accordingly, it is reasonable for scholars to consider the levy of excise taxes on unhealthy food consumed primarily by the wealthy (e.g., foie gras) as a ‘nudge’ toward a healthier food choice. Furthermore, the poor are rational agents capable of analysing and comparing relative prices of food produc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ealth effects. As various scholars have now proposed in medical journals, any incremental tax levied on the poor in respect of sugar-sweetened beverages should be offset, for example, with a credit for healthy foods includi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旅游环境税的国外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绿色税收的支持。环境税作为绿色税收的一种,调节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的经济活动,也纳入了环境税的调整范围。旅游环境税的征收源于旅游业无形成本的内化,但旅游环境税除了内化无形成本、控制环境污染外,还承载着更多的促进税收公平、实现税收效率、改善财政状况、增加劳动就业等目标。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生态税作为实施旅游环境征税的成功范例,充分地说明了运用环境税在促进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也对我国旅游业环境税制的建立从税种设立、征税范围、扣缴义务人、计税基数、税率、征税主体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参考。     

论我国的绿色消费及其法律保障

绿色消费是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者运动的一个趋势,旨在强调消费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加大产品循环使用的程度,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更高程度地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目前,世界各国多以政府绿色采购为全民消费的导向,支持绿色消费运动的发展。我国应当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确立政府倡导、鼓励绿色消费的原则,突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权的保护。同时,通过政府绿色采购、绿色产品税费的减免,对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实行积极的扶植与支持政策,为推动绿色消费、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论税收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宪法中相关税收条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明确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义务的同时,需要强调征税主体也有依照法律征税的义务,通过淡化税收优先权、加强对税收法律关系中利害关系人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     

论环境收入税

环境税主要包括收回成本型环境税、提供刺激型环境税和增加收入型环境税三种类型,而环境收入税是增加收入型环境税的主要税种。为贯彻"受益者付费原则",我国在开征排污税、污染产品税等环境税的同时,也应开征环境收入税。环境收入税应以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销售(营业)收入的的单位和个人作为其纳税义务人,以应税收入为其计税依据,适用税率为比例税率。     

论土地资源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包括国家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以保证政府提供土地资源生态产品的公共服务职能;亦包括对因公共利益(生态保护)的需要而受到损失或者付出经济代价的人给予公正的补偿。土地资源生态补偿必须贯彻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补偿观。就我国现行的土地资源生态补偿立法和制度运作而言,其现实可行的模式只能是政府主导型。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税收以生态受益者对国家所进行的环境经济行为机会成本进行补偿为征收标准;土地资源公益征收性质的生态补偿应当贯彻以被征收人生活水平不低于征收前为补偿标准,其补偿范围包括法律规范所规定并予以救济的维生上的财产性不利益和非财产性不利益。     

论基于确立“新型产业结构”的税法修正

产业结构失衡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建立“新型产业结构”刻不容缓.税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但现行税法与“新型产业结构”的形成有一定的冲突,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正: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抵扣范围以及确定合理的扣除率;改变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计税依据;进一步改进企业所得税间接优惠方式和亏损转结的规定;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和改变计税方式.     

从凤凰山汉简看西汉地方财政税收

凤凰山汉简是研究西汉赋税的重要资料。与以往对此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赋税额度上不同,本文则从地方财政角度重新审视这批简牍,以口钱为切入点,认为凤凰山汉简所载的口钱条目并不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而是与简牍上其它条目一样,是地方财政的一部分,用来供给地方行政长官的公务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