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三辨析

本文对法律监督所涉及到的概念、特性、权能进行了分析论证 ,提出了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文中通过对“法律监督”概念的分析 ,指出法律监督是我国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 ,具有其特定的含义 ,并认为 ,只有检察机关的监督才能定义为法律监督。同时论证了法律监督的特殊性 ,并指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应该具有一定的侦查权 ,但是不应该具有实体处分权     

亦谈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有观点认为,检察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是对立的,检察机关不应具有侦查权,否则就有悖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笔者认为,检察侦查权与公安、安全机关侦查权具有本质的区别,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密不可分,是实现法律监督职能必不可少的手段。     

论数字时代的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

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是以数字检察战略为指引，以检察权的国家法律监督权性质为基础，以数字检务实践为依托的一种新型法律监督理论。传统法律监督受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的限制，已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的新需求。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具有宪法依据，契合能动司法检察理念，有助于法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且与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并不抵牾。基于Z省S市的实证调研显示，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在实践中区别于传统法律监督，呈现出并行监督、类案监督、主动监督、有效监督等特点。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具有局限性，在数据平台建设、权利保障和权力冲突等方面存在风险，可考虑从法定主义和比例原则等角度对其进行规制，以推动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     

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一致

公诉权是国家对犯罪行为进行追诉的权能,公诉权从诞生开始,其先天具有的法律监督性质便与公诉人的角色定位具有一致性,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与维护审判权威也具有一致性,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与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则具有协调性,由此可知,将我国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而非公诉机关具有宪政的必然性和中国的现实合理性。     

论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规范性、非管理性和内容特定性等特点，其具有法律上和理论上的依据。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在于保证刑罚执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目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比较单一，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略论法律监督

<正> 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过程所进行的监督。法律实施指的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所以,法律监督也就是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正确遵守和执行法律实行的监督,其目的是要确保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正确的遵守和执行。法律监督涉及的中心问题是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正是这一点,就决定了法律监督与其它监督的本质区别。我国许多人对法律监督的理解,仅指检察机关所进行的监督。认为法律监督就是检察,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相一致。其     

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制度的特点

从探讨法律实施的保障机制出发,中国古代理当存在法律监督制度。与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相比较,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具有其固有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是一种适应高度封建集权专制的特殊的权力制衡模式;监督权没有明确的界定,监督范围十分广泛;不是单纯针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而是集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于一体。     

检察法律监督职能新探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具有自身的专门意义,而并非等同于所有检察职权或检察机关工作范围。法律监督是国家为实现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与控制而专门设立的一项职能。其意义在于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权力机关在司法活动中监督法律的适用、执行以及遵循情况,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而我国传统检察理论多年来习惯于对"法律监督职能"进行泛化和模糊认识,即将其理解为检察机关"对一切滥用国家权力行为的监督与追究"或"对犯罪的追诉",本文对此类观点进行了逐一地分析与批判。     

对民事公诉问题的思考

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专门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法的实施所实行的监察与督促。在宪法和法律意义上,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的主体。刑事公诉权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权能之一,其产生是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的需要。本文认为在民事领域推行公诉制度与实行刑事公诉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具有可行性。     

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的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具有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基本职能的具体表现,其贯穿刑事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既包括法律适用、定性等实体方面的监督,也包括对收集证据、执行逮捕等程序方面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侦查监督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措施,以促进侦查权的依法、有效、公正行使。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论——兼与陈卫东教授商榷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科学的,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兼司法机关,而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均是目的与手段,不存在分离的空间。如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只能导致检察机关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内涵

现行宪法关于"法律监督机关"(第134条)与"检察权"(第136条)之规定呈现出机关定位与权力定性的非对应性,此迥异于"一府一委两院"之其他国家机关,凸显了检察院的独特宪法地位,其蕴含的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多重宪制功能。法律监督机关之宪法定位规约了检察权行使方式和检察制度的变革路径,检察权行使方式和检察制度的变革丰富了法律监督的内涵进而强化了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检察机关正是在这一良性互动中走上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行法律监督之路。新时代法律监督机关应在其宪制功能与规范内涵指引下,全面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提升对行政权监督的质效,在法律监督新格局中切实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行稳致远。     

未完全定型背景下的协商性法律监督——作为协商内容的制度改良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内容在当前世情、国情、社情下必须有新的内容。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求检察机关以更积极的态度、方式来应对社会矛盾,依托执法办案参与政治活动。检察机关主要工作是刑事案件办理,但从延伸检察检察职能的角度看,更应关注犯罪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并针对制度原因提出相应的政治建言。单个刑案所反映的制度原因可能是碎片式的,但将这些碎片式的制度原因结合到一起,就可能发现罪犯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此,协商性法律监督就是要通过个案反映出的制度累积性矛盾,以对话、沟通、建议等协商性形式提出针对性的法律监督意见。在实务方面,检察机关参与制度改良既有现成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应的工作方式。今后的检察执法更应当注重点对面式的监督。     

行政诉讼监督视野下的法律监督价值

对我国行政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目的在于及时调节和疏导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间的行政纠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面对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行政法律监督目的并未完全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应当包括抽象行政法律监督与具体行政法律监督两方面。以行政诉讼监督效果衡量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其效果并不明显。当前随着大调解格局、法院能动司法、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展,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有难点,但也有不少突破点。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是新时代行政检察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行政非诉执行概念不明晰,且在法院受理、审查、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急需厘清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有法理、法律、政策和现实依据,可从监督案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保障等全面构建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确保真正做实行政检察。     

刑事申诉检察及其法律监督功效

刑事申诉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其对强化检察工作的内部监督和制约、规范检察权的行使、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01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依法纠正原刑事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申诉300多件,提出抗诉近90件,监督法院再审改判或发回重审320余件。通过一手抓自身办案,一手抓办案指导,推行刑事申诉权利告知和风险提示、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等制度,刑事申诉办案工作不断深入健康开展。这既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司法亲和力和公信力,也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申诉权利,有助於减少、避免冤假错案。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推进为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亦提供了机遇。本期特选取最高人民检察院罗庆柬副厅长的文章,解读刑事申诉检察的地位和作用,阐述其在防范冤假错案、防治司法腐败申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构建刑事追诉和法律监督相统一的中国检察权

检察学研究中的主流一元论把检察制度统一于法律监督，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二元论一定意义上又具有否认法律监督的倾向。而从监督和制约来透视中国检察权之争，则应超越传统的“一元”和“二元”之争。中国检察权包含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两大权能，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统一于检察权，但又在检察权下适度分离。其体现了监督和制约的内在特点，也是完善中国检察制度，优化检察机关职能配置，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原则和党的十七大“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需要。     

影响中国检察制度形成的主要因素

中国检察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和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是引导中国检察机关被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决定性因素;西方检察制度,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是确定中国检察制度司法功能的基本参考依据;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以及历史上的司法制度是影响中国当代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形成的主要因素。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在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中,行使最"杂"的莫过于民事检察权了。民事检察的范围,从现行法律的规定看仅是"生效的判决和部分裁定";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考察包括任何公权力机关对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从法理上评析: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必须规范在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行使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公权力机关不正确实施国家民事法律,构成了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实原因。民事检察权力运用是否正确依存于民事审判权力。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在对象上,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机关(包括事业单位和企业);在内容上,应当围绕民事法律在公权力机关的实施;在阶段上,包括诉前、诉中和诉后的任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