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组织:武汉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目前,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未能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顶层设计缺失;社会组织自身生存能力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界定不清。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共治,政府一要强化党建工作在发展社会组织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二要优化顶层设计,三要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加强培育和扶持,四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六要加快建设智慧社区,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搭建技术平台。     

慈善组织参与扶贫领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与对策

贫困是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治理贫困需要创新当前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单中心扶贫转为为政府主导多中心扶贫模式,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一体化的贫困治理社会支持网络。慈善组织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扶贫领域逐渐从被排斥、被吸纳到主动参与共治,在扶贫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与功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战略定位与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慈善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区域产业转移进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路径研究

区域产业转移是我国转型时期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推手,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它涉及产业输出地和承接地两个区域的稳定发展.区域产业转移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正在成为有效参与产业转移的第三种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弱化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通过自身“协调器”的特点实现各类主体在产业转移中的最大效用竞合.目前社会组织因为社会管理制度和自身发展机制的缺陷,并未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本文从创新社会组织的参与制度设计、专业化分工、自身组织建设等方面,对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区域产业转移提供路径探索.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

以政府为单一力量主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风险社会的现实需求,应急管理体系亟待嵌入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应急治理的协同模式。在内在机理上,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植根于经济社会的环境土壤,依赖于政府合法性的认可,并且受制于自我规制的约束性。这种外部与内部环境的存在致使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存在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参与的角色与边界模糊、参与具有较强的行政依附性、参与意识以及参与能力弱。要突破这一困境,政府需要转变应急治理的理念,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协同;社会组织需要在自我规制中提升自身能力,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明确职责,以实现参与治理的有序和有效。     

新阶段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模式的修正——以地方政府PX项目引发的公共事件为例

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领域。本文以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等典型案例为基础,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维度开展利益博弈分析,对于传统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传统模式进行了剖析,进而归纳三者关系失衡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在利益博弈格局中,政府不仅是简单的社会治理和市场管制者,还是博弈的一方,由此导致三者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引发社会不理性的行为选择。由此传统的政社关系、政企关系模式和结构已经不能适用于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一个以公共利益池塘分配机制为核心,以多元价值决策的政府、新理性思维选择的市场、有序参与的社会有机构成的新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关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正>市政协委员和社会组织代表围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如下意见建议:一、发挥好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抓好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尊重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向社会组织放权的力度,加强监管和正确的引导。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一字之差,差在哪儿?最大差别之一就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在这个模式下,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呢?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哪里?第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北京清河社区的实验,最大问题是社会没有活力,老百姓不愿意参与     

社会组织的多维视角

<正>社会组织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十八届三中会全《决定》明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还应从实证层面分析演进,从功能作用出发推进发展。一、理顺关系长期以来,国内对于社会组织有"神圣化"和"妖魔化"的两极判断,因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定位出现一定偏差。目前立足于党委、政府角度,应从四个维度考量"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在治理格局中定位社会组织。     

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参与式社会治理的温州三重奏——基于社会组织的视角

<正>在温州基层现代组织治理体系中,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路径构建中,政府依旧是强势主体,市场的力量的基石依旧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依旧在扮演参与式治理的角色。温州基层现代治理体系依旧在维持"市民社会"固有的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一直比较融洽;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民间人士一直比较平等。民营经济、民间组织、民间资本既是温州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也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温州基层社会治理的道路是若干年     

社会组织建设需要法治化

<正>传统社会强调政府管理,并且是一元化管理,而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并且是多元治理。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要有新的角色与政府分担治理职责,而社会组织就是一个新的角色,它是除政府以外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建设蓬勃发展,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职责。但是,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社会组织建设尚存在很多问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为基础,这一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文章以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例,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分析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优化措施.     

江苏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探析

<正>社会组织参与大量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已是我国社会治理转型的趋势和要求。目前,江苏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总体质量尚待提高,仍需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为此,本文通过对我省基层社会组织几种发展模式的剖析,探索适合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及其体制建构:挑战与路径

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特质决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为此需要架构和完善多元主体间有序合作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理论层面,需要关注权力、市场、法律、文化、习俗等多种社会治理工具,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需要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需要政府在厘清自身职能边界的前提下逐步向社会放权以激发社会活力,在改革中建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协同局面。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基层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青年社会组织能够一定程度上分担政府的职责,并通过购买政府服务的方式协助解决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现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各级党政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使青年社会组织呈现出高增长、多样化、集聚化和项目化的趋势,并在服务领域和内容上趋向与党政群部门职责关联,这种社会组织的参与固然解决了社会治理的许多燃眉之急,但也暴露了青年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差、资源匮乏、陷入多方监管格局、组织污名化,以及对共青团组织的过度依赖等问题。因此,欲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断优化,必须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价值引导,培育、维系和扶持,注重规范化管理,推动服务专业化,重视"双效应"机制,构建同心多层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