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再定位的实现途径

一、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突发事件呼唤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不严格执法,而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体制本身,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划分不明,在实际上中央的法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在执行上大打折扣,从而产生了当今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减少突发事件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尽快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明确中央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的专属执法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权责关系视域下推进中国官员问责制建设的路径探索

权责一致是问责制的基本原则。职责权限明确是实施问责的基本前提,权责关系不清已经成为考量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效果的一大问题。可考虑通过实行"党政分合"新模式,以制度化保障党政关系科学化,区分党政的职能和权限;进一步完善央—地放权体制,合理划分和配置政府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科学划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严格职责划分,健全部门职责分工与合作体系;明确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等措施,明晰权责关系推进我国官员问责制建设。     

地方治理结构优化: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思路

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和不断变化之中.改革开放通过机制变迁解决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生成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撑,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为中央调控增加了困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模式不再能全面概括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景象,简单收权也很难有效规避地方行为,地方治理失控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难题.中央政府必须从顶层重新审视和设计中央地方关系,通过优化地方治理结构来调节地方政府行为.     

洋务运动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今天的发展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洋务运动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指出由于当时清政府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畸形发展最终使得洋务运动＂成于地方也败于地方＂,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中央统筹规划与发挥地方自主性有机结合,走出中央＂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论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法律解决机制

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在西方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或专门的机关处理 ,而我国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随着地方制度的深入改革和权力下放的进程 ,要在坚持国家统一前提下 ,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法律 ,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机构     

法国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模式及其启示

法国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是通过法制化途径,在遵循从属原则、权限整体转移等原则基础上,首先对各级政府功能进行定位,之后进行具体权限的明确划分,并伴随以相应财权的转让。作为传统中央集权单一制国家通过地方分权改革而重新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代表,法国式事权配置模式对于其他单一制国家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协调关系的思考

一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央、地方政府间在财政经济以及权限划分既定的前提下 ,如何协调好关系就成为微观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新的协调关系是针对我国各级政府间关系现状及问题的几点符合新时代背景的具有建设性的对策。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和权限基础上,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浅议建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

要通过建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实现党的十六大就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问题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建构这一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其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法治化原则;二是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其基本思路:一是合理配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应职能;二是建立科学的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机制;三是改革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改进地方政府管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对地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正确履行地方政府职责 ,需要加大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力度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 ,依法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 ,尽快建立和完善地方公共行政体制     

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范围

以往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必须进行改革。正确理顺和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 ,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 ,是当今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主要内容。只有既树立中央的权威 ,又给地方以自主权 ,才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地方建设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能

在行政法学和公共行政学中,地方政府的组织向来被视为一个重要主题,但实证研究非常缺乏,很少有学者考察过地方行政机构如何设立、其职能如何配置、它与中央行政机构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对中央和地方建设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的调研,认为:尽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地方建设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并不遵循"上下对接、一线贯穿"的一般规律,而呈复杂多变的线、网结构.各地机构设置及其职能配置很不统一、不稳定,在保证"职能对接、责任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不同城市因地制宜设置机构,不可强求一律.     

对放活国有小企业的辩证思考

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是中央在９０年代中期所提出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又一重要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五大以来，各地加快了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本文拟从辩证法角度，结合实际情况，对放活国有小企业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一、放小既要抓稳定，又要抓改革与发展目前，不少地方特别是县级政府对放活国有小企业认识不明确，一味求稳，怕放开了收不了场，怕搞不好企业职工会闹事，因而要么不敢放，要么勉强放一两个企业应付了事。应该明确，放小不是放乱，而是要放开搞活，要妥善处理好稳定与改革…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与合理划分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是非常模糊的 ,而借鉴西方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对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范畴与职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基于多省调查数据分析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中多存在政府缺位、越位、错位问题,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财政收入权限划分模糊。应该正确处理好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三方关系,通过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政府拥有与其所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以保障生活在不同辖区的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实现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     

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分析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中央过分集权会严重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影响公共利益的整体实现;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又会引发"公用地"的灾难.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健全法律制度的有力制约,同时建立一套政府系统内部有效的治理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制度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