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的公益性及农地征收中的公益衡量

我国的农地是农民集体与集体成员的财产而不是公共财产,但同时却承载着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经济安全、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因此,农地征收内含着目的公益与客体公益的冲突与平衡问题.鉴于我国现行农地征收制度与实践对农地公益保护的不足,建议未来的集体土地征收立法改进农地公益保护模式,提高农地征收的公益标准,仅将重大公益作为农地征收的目的要件,严格控制重大公益的范围,并健全公益审查程序,以实现农地公益与征收公益的平衡.     

公益征收程序的探讨——以一般征收程序为对象

在公益征收过程中,公益征收程序体现为在征收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利)配置,其较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征收补偿问题更为重要。我国应在坚持行政征收程序模式的基础之上对现有制度加以完善,以实现对被征收主体权利的切实保护。     

浅谈我国公益征收的补偿制度

公益征收补偿原则是公益征收制度最为核心的问题,行政补偿应以民法赔偿范围为基础,以充分填补当事人损失为原则.我国的公民财产权补偿原则和标准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基于公益征收之特殊性及现实条件限制,现实的补偿只能是不断接近理想补偿的公正性补偿。     

《物权法》中的征收、征用制度评介——一个宪法学的视角

我国《物权法》中规定的征收、征用是公益征收、公共征用。该公益征收、征用是具体行政行为,应由行政程序法来规范,不宜由物权法来调整。欲在私人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规范公益征收、征用行为,专门的公益征收、征用立法是必要的。     

论征收扩张请求权

征收扩张请求权是公益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享有的一项权利，旨在实现被征收人的财产权保障。征收扩张请求权分为全部征收请求权和完全征收请求权两个类型。当征收标的因征收而剩余的部分已不敷从来之使用时，被征收人可行使全部征收请求权；当所有权的部分权能或者部分使用时间被 剥夺或限制时，被征收人可行使完全征收请求权。我国未来的统一征收立法应对被征收人的征收扩张请求权及其行使条件做出规定。     

论征收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征收制度的理论先后出现了古典征收和扩张的征收理论 ,前者始于 1 84 8年法兰克福宪法草案 ,其成例是 1 874年普鲁士邦颁布的土地征收法 ,后者始于魏玛宪法。我国现行立法上对征收存在三种涵义上的使用 ,从本质上讲 ,征收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的财产强制性地收归国有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征收的客体包括动产、不动产、财产权利三类。法律应区分征收的公益目的和商业目的 ,并明确规定征收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征收补偿范围问题上 ,“适当补偿”理论较为可取 ,应对征收中的物质损失给予补偿 ,但精神损害不应补偿。     

论我国征收制度之缺陷及其完善

从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我们得知我国的征收实质是公益征收。然而,由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并不具有确定性,在实践中,征收的行为往往与国家的行政行为直接联系,给行政机关在行使该行为时带来了范围较广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出现了大量滥用公共利益的案件和事实。如何限制征收中的公益目的,这是应当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物权法草案第49条应当取消——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公益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

现有对于公益征收、征用制度的认识存在很多问题。公益征收、征用制度传统上属于行政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当中不应该规定公益征收、征用制度。物权法草案第49条是对宪法相关规定的无谓重复,没有实质意义;物权法草案第49条规定的内容不合时宜,应予取消。     

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 ,明确相关概念、界线 ,从而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 ,已显迫切。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应包括无形资产和集体所有财产 ;公共利益应定位为不特定多数公众的共享性公益 ,应采用列举式立法例加以界定     

从美、德法上的征收类型看我国的征收立法选择——以"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为核心

征收类型的厘清有助于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在美国与德国的征收法理中存在广泛的征收类型,对这两个国家的征收类型予以比较法上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征收立法的概念界定、类型选择和模式构造.     

论土地资源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包括国家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以保证政府提供土地资源生态产品的公共服务职能;亦包括对因公共利益(生态保护)的需要而受到损失或者付出经济代价的人给予公正的补偿。土地资源生态补偿必须贯彻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补偿观。就我国现行的土地资源生态补偿立法和制度运作而言,其现实可行的模式只能是政府主导型。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税收以生态受益者对国家所进行的环境经济行为机会成本进行补偿为征收标准;土地资源公益征收性质的生态补偿应当贯彻以被征收人生活水平不低于征收前为补偿标准,其补偿范围包括法律规范所规定并予以救济的维生上的财产性不利益和非财产性不利益。     

重庆市土地行政征收案件调查报告

现行征地立法规范存在较强局限性,行政征地权缺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人民法院在审理征地案件时,既不能评判既有的征地规则,也不能对具体征地案件从形式上与实质上进行审查,难以有效监督、制约征地行为。改革征地制度,限制政府征地权力,保障农民土地的最大收益权,已经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重庆的关键所在。以城乡统筹发展观为指导,提高征地与征地补偿法律位阶,制定《重庆市土地征收条例》,制定《重庆市行政征收程序规定》,以及建立和完善我市土地整理制度是防治征地行政争议扩大化的根本性解决机制。     

略论物权法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

《物权法》树立了平等保护私权的理念，明确了征收拆迁应予补偿及补偿的原则，有利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征收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则应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应在《物权法》中明确国家是征收及征收补偿的唯一主体，进一步完善征收补偿的原则，以真正落实《物权法》的私权保护观念，切实雏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回归与缺憾并存——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使人权首要价值地位、强制执行权行使的主体、暴力拆迁的法律责任得以回归,并确立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使用了科学性的确定法定范围方式。但新条例就私有财产征收和强制执行权的规定有悖于法律保留原则,有必要通过制定房屋征收与补偿法来补救这一缺憾。     

再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精神赔偿问题——走出刑事案件精神赔偿的误区

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理论界及司法界一直是敏感的问题。传统的诉讼观念认为 ,精神赔偿不适用刑事案件损害赔偿请求。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民权利本位法律意识的强化 ,要求刑事侵权给予精神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法律又与社会情势、公众情绪、当代诉讼观念相抵触 ,以致公众难以接受立法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其冲突的焦点 ,在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及如何统一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消除认识上的误区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性质与救济——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的分析

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对补偿协议的性质和救济的认识不同,进而产生了救济上的混乱和困境.究其本质,补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行政合同,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但又具有一定的民事合同形式特征.本文认为,从该条例的立法本意、诉讼便利以及控制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行政法法理出发,应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相关争议,而目前之问题在于需要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从宪法到宪政

今年 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包括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征收征用补偿权等重要权利已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宪法 ,这意味着我国现行宪法向宪政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为进一步宣传这次宪法修改的精神 ,加深对宪法基本价值的理解 ,近日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从宪法到宪政”的博士论坛 ,论坛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勤华教授主持。在论坛中 ,各位主题发言人围绕着“宪法”与“宪政”两大主题 ,从宪法文化、宪法观念、宪法价值、宪法制度与技术等角度出发 ,结合西方宪法传统和我国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 ,畅谈了各自对于宪法与宪政的认识与感悟 ,并展望了我国宪法发展的基本脉向。本次论坛充分实现了策划的基本目标 ,对于进一步宣传宪法、研究宪法、贯彻宪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

中国刑法规定的“没收”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和非刑罚性质的没收。没收刑制度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予以了保留,但其存在也必然深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完善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制度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废止没收财产刑;二是将没收作为一种独立处分,以“对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的名义单列;三是设立追征制度;四是对没收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规定没收补偿制度和没收替代制度;五是开展刑事没收的国际合作。     

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

民法学、刑法学及行政法学领域对行为概念的研究 ,为整个法学对行为概念体系的原理性构建提出了要求。分析法学 ,尤其是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元形式的分析框架 ,提供了在法理学层面上构建行为概念体系的一种思路。按这一思路 ,行为概念有四种元形式 :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它们与霍菲尔德提出的四种权利概念元形式一起构成八个法律基本元素 ,共同体现了法律的逻辑推理结构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

当前,引发我国土地征收纠纷的最主要原因是土地补偿问题。本文考察了我国现行土地补偿制度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土地补偿制度在补偿的标准、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能适应当前现实需要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