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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翔认为:结社自由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中的结社权既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又具有社会经济权利属性。由此结社可以分为公共性结社和私人结社,对于公共性结社,团体的设立自由和个体参与社团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我国目前出现的“协会骚扰”,正是由于现行规范对结社自由的行政     

论结社权的保护与我国社团立法的建构

我国的社团立法体系理论研究起步晚,深度不够,我国社会团体立法体系存在着很多不足.其中"双层管理体制"严重的限制了公民的结社权.自由结社权是社会团体合法性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各国宪法大都将结社权写入宪法,我国也在《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结社权已经事业向宪法权利,但是,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部门,还是我国的社会群众,依然对结社权没有重视.文章对结社权作较深层次探讨,期望在"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后,引起大家对结社权的重视.     

结社自由的规范领域与保护程度——以农民工入会为视角的宪法学分析

改变农民工弱势群体地位必须通过加强结社力量,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来实现。相对于工会而言,当产生纠纷时,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同乡会。建立或加入同乡会属于结社自由的范畴,应受宪法较强保护。国家对农民工结社自由的实现,负有宪法义务。国家应对现有的社团管理制度做出调整。     

中国民法典的宪法功能--超越宪法施行法与民法帝国主义

民法典制定的权源和程序、规范内容均应受宪法控制。目前中国宪法实施不尽理想，民法典应尽可能发挥其固有的宪法功能。这具体体现为通过民事权利控制国家权力、捍卫人格尊严和促进人格自由发展、确认家庭权和家庭成员权、为各类组织体的成立提供一般规则、建构全面的财产权类型、一定程度上促进私人之间的平等。在终极意义上，民事权利和基本权利具有同源性，民法和宪法应共同服务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崇高目的。     

剥夺六大自由权的合宪性问题再探讨

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作为资格刑的内容,没有宪法的明确授权或确认,存在宪法依据不足的问题。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理解为限于"政治性"的范围之内,并不符合立法本意。     

表达自由的法理价值与法律保障

表达自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外延显然宽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不仅是思想自由的外在化、公民知情权的延伸,而且也是公民监督权的表现.表达自由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在自由、民主、控权和自治等多向度.表达自由的保障主要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保护、强化程序保障、正确界定政府限制表达自由权行使的的界限、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落实宪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着手.     

"全球性结社革命"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场"全球性结社革命".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和全球环境等四方面的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通讯革命所形成的信息全球化趋势.从"全球性结社革命"中,我们可以得到众多有益启示.     

社团与社团外之关系

每一个社团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团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社团与社团外的个人、各社团之间以及社团与各国家机关(主要是政府)之间的权利(或权力)义务关系.在社团与法律的关系方面,包括"宪法"对结社自由的保护和对社团的规范,以及"法律"对社团的保护和制约.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结社自由没有充分实现,导致社团的不完全独立,政府和社团之间的权力往往没有明确划分.     

网络组党结社与国家政治安全

网络组党结社是信息化时代秘密结社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具有政治诉求多元、组织发展隐秘、活动方式多变以及成员结构复杂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治安全有着潜在的威胁和现实危害。分析其活动方式，把握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将网络组党结社活动控制在有关职能部门的视线范围内，并依法打击其非法活动，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内安全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农民工结社:外部冲突的结果和多中心治理的途径

科塞的外部冲突理论否定了冲突皆为负面意义的传统看法,由此既可较圆满地解释农民工结社的四大成因:身份冲突、习性冲突、社会网络冲突、经济接纳与社会排斥的冲突,又可明确对农民工结社的治理不是令其禁止。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运用到农民工结社治理上,带来的启示是这种治理必将是理性和复杂的。只有从国家、社会、农民工三个层次上对农民工结社进行全方位治理,农民工结社才能健康发展。     

农会还能回到中国吗

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法制化推动了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进程,也导致社团的勃兴。农会曾经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消失了。由于我国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误导,认为农会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忽视了农民利益并产生了“三农”问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要求有保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农会的存在,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历史性转变,农会的主要职能也要转变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     

谈公安执法中保障人权与人身自由权的限制问题

“人权”与“人身自由权”密不可分，公民人身自由权只能是由公安机关按严格的执法程序执行，体现了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对人身自由权的保障；需要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时。也必须由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目前，公安执法中还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现象。需要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期进一步的改善。     

我国特留份制度构建范式的新思考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而且从立法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 和其他近亲属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成为当今各国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特留份制度 仍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迫切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应借鉴两大法系有关特留份制度的先进立法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继承法中特留份制度的新范式。     

网络言论自由中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网络言论自由在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因其匿名性、即时性、个性化特征,言论的随意和放纵亦随之出现。假以网络言论自由的名义实际上违反言论自由的言论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冲击,这一方面有言论者言说的策略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网络受众自身的原因。为了网络言论自由在生活中得以真正落实,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促进网络言论自由积极作用的发挥,强化对其负面作用的规制。     

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

恶搞成了2006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恶搞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一种具体形式,国家应当保障公民以恶搞这种方式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同时,公民不得以恶搞的方式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恶搞作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演绎作品,而是滑稽模仿作品,它不侵犯被恶搞者的著作权。     

论契约自由原则在行政契约中的运用

随着现代行政法理念的转变,契约自由原则作为行政契约的一项重要原则得以引入到公法领域,其在具体的运用方面上显然会与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原则有较大差别。行政契约具有行政性和契约性的双重特性,行政契约的契约特性正是通过契约自由原则体现出来,所以,只有加强理论的研究与立法的完善,在保证行政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规范而不失灵活地在行政契约中运用契约自由的原则,才能更好促进行政契约的发展,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实现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     

公司章程自由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协调

公司章程自由是实现公司自治的决定性因素,而公司法中的强制性条款的设定也是必要的。对＂章程不得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则＂的原则,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判定行为的效力。     

搜索引擎的法律治理——以表达自由和知情权为视角

为迎合自己的使用群体,搜索引擎服务商会对搜索内容做一些编辑和调整,这些编辑和调整会对某些内容产生系统化的偏好,于是产生了＂搜索引擎偏见＂（Search Engine Bias）现象。＂搜索引擎偏见＂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但是不当的＂偏见＂能够干扰互联网环境下的表达自由并侵犯公众知情权,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宜的法律治理措施规范搜索引擎市场。     

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     

论“合同自由”的由来及理论依据

合同自由原则 ,即契约自由原则 ,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民法的四大原则之一。在契约自由原则的覆盖下 ,早在 16世纪就出现的意思自治原则便成为国际私法中合同准据法确定上的首要原则。我国在合同法颁布之前 ,有关涉外经济合同中意思自治的运用 ,吸收了国内外的最先进成果。 1999年 10月 1日颁布施行的合同法对意思自治原则做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