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对两种典型模式的考察

美国的“私人放任模式”和德国的“利益权衡模式”分别是处理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两种典型模式。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私力取证，私人以不正当行为获取的证据可以被法庭采纳。德国法律实践有时趋向于排除私人违法取得的证据，证据无论是由政府人员还是个人取得，如果侵犯了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利，尤其是个人隐私权，德国法院会在利益权衡的基础上考虑排除这个证据。不论美国那种针对公权力侵犯宪法权利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德国的以宪法为依据的证据禁止理论，不论二者在私人违法取证领域的区别有多大，它们都以宪法权利保障为己任，并有强有力的违宪审查作为依托。而这一切对于我国来说都还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防止冤假错案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辞证据采取较为严苛,而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较为宽松态度的现实基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非法实物证据,否定其证据效力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我国可以借鉴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实践上,"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条款包含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公正,"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条款应区分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效力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的处理是诉讼理论与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不同处理，原因在于两国诉讼模式和人权保障理念上的差异。在我国，私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有取证资格，对于私人严重违法取证应予排除，对于私人一般违法取证应由法官裁量排除。     

警察权力行使中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2011年发生的"高速不雅照"事件,引起了舆论关于"电子眼"与个体隐私保护的争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诸如非法窥视、监听、披露私人活动,非法收集、使用、公开私人信息,非法搜查、监视、监控私人空间等现象非常普遍,但人们更多关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财产所有权等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公权力的扩张,制约和防范国家公权力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法治价值。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于2005年启动了立法程序,这种通过从政府掌握的私人信息的保护入手是一种重点突破的做法,立法内容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政府机关的规制上。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质疑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毫无争议的共识,然而,我们是否曾思考一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在法理上是否合理。为什么对于警察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要以牺牲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和被害人利益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警察的目的。而我们却为发现了这样一种禁止非法取证的方式而欢喜雀跃,并冠之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诸如人权、法治、程序正义等。文章拟提出作者自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依据的几点质疑,以求教于各位仁士。     

证据合法性视域下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或作不起诉处理,许多都是缘于取证程序中某些取证行为合法性欠缺而受到质疑,进而导致证据无法使用,因此展开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取证程序合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分析证据合法性的内涵为切入点,强调在对证据排除时应明确区分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通过对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调查的启动、责任承担、证明方法、证明标准的研究解决个案中证据合法性问题,通过构建取证规则、建立检察指导侦查和辩诉交易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约束性机制,从源头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保障证据合法有效,避免非法证据、减少瑕疵证据。     

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的排除法则

非法取证的存在违反了证据的合法性特征,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进行.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现象,应在立法上确立非法取证的排除法则.本文从非法取证存在的影响、危害性,以及存在的普遍方式阐述了非法取证排除法则建立的必要性,同时,论述了排除法则的标准和内容.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专业性、智能性、隐蔽性强等特点,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困难。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沿用传统的侦查渠道,忽略对信息流的追踪;案件线索收集难;侦查协作难;以及非法取证等问题。对此,必须综合应用现代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广辟侦查取证途径:即以手机通信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银行账户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搜索引擎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视频监控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     

试论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近年来,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以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取证现象虽有明显改善,但实践中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非法取证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其对于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构建——以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61条的置疑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尚属立法空白,虽然其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确定了非法口供和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解释却存在缺乏操作性等缺陷,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因此,通过对司法解释的第61条进行解读,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非法取证现象,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我国立法中确立成熟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犹为必要.     

非法诱惑侦查中诱惑行为定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法律规定的在隐蔽性犯罪中经常适用的侦查手段,对非法诱惑侦查应予以禁止,不过从一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对追究引诱者的刑事责任持谦抑态度。我国对引诱者追究刑事责任时应注意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根据引诱者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决定是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引诱者实施非法诱惑侦查时,由于既缺乏刑法上教唆犯的故意也缺乏实行犯的故意,不成立被引诱之罪的教唆犯或共同正犯。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可资适用的罪名主要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对于线人实施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一般不成立犯罪,只有在线人以获取奖金等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诈骗罪。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语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程序性措施的建立使得非法证据被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内,将有效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现状.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不受约束的...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侦查学视角下非法口供排除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对于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与规范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口供排除以制度的形式对于讯问工作进行了体系化的顶层设计.但实证研究表明,非法口供排除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主要面临法律规定存在不足、配套制度有待完善、侦查人员 自身因素以及监督和奖...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试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为制止冤案频发,提高审判质量,"两院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从单纯的"反对刑讯逼供",到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转变,但是该规定在执行时还将面临一定的困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名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严重影响了对该证据规则的基础理论研究。本文就该证据规则的词语概念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阐述并论证了对其进行更改名称为"非法取证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陈XX故意杀人案侦查取证若干实务问题剖析——兼论“审判中心主义”下侦查模式的转变

陈XX故意杀人案是典型的疑罪从无的范例,也是司法实务中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典型个案。在全案的审理过程中,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受到了重点的审查,非法取证的证据得到了大胆的排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能够出庭的侦查人员及鉴定人员均被通知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得以充分质证和辩论,言词直接原则得到充分的贯彻。所以,随着"审判中心主义"不断向纵深发展,也给公安机关以后的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公安机关的办案思路必须尽快地从以往的"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