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侦查效能低下,严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建议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从超前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总体设想出发,应修改现行法律设王的"普通侦查措施",增谩强制取证、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特情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以促进侦查措施法律功能的整体有效发挥,满足惩治职务犯罪紧迫形势的需要.     

浅析职务犯罪侦查中手机取证的运用

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正在努力向信息化侦查转型,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来提高数据搜索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案件信息,进而提高案件侦查能力,以实现情报主导侦查.手机作为现代人必备的信息源,手机取证就是获取情报.目前,手机取证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并不是很广泛,学界和实务界对手机取证的性质、操作程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规定.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手机取证的方法、性质以及法律规制等进行浅显的分析.     

监察法实施后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管辖模式探究

《监察法》实施后,检察机关的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已转移到监察委员会,以往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牵连管辖模式被《监察法》所修改。《监察法》确立了分案管辖、监察为主的模式,但其运行面临权限规定与现实办案需求不符、取证程序冲突、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在监察体制进行双轨制改革、统一规范刑事取证行为的前提下,可以增设并案侦查模式,合理扩张侦查机关的取证权力,整合侦查资源,以更好地侦破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维护公平正义。     

侦查监督视阈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颁布实施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这有利于不断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也有利于有效遏制非法取证,实现司法公正,并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公诉人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通过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规则,积极排除非法证据,依法准确运用证据支持公诉,确保指控犯罪、保障人权和法律监督职责的全面履行。     

论侦查的职能特征

侦查有若干区别于司法的特征。基于侦查的取证组证功能,其在案侦过程与侦查程序、程序规范与"任意侦查"、终结侦查对任意性的规范等方面具有若干区别于司法的职能特征。侦查需要发现、收集和固定证据,同时组织证据体系。侦查对策应在法律的刚性与弹性中研究刑侦规律和取证、查证、组证的技巧。     

论侦查谋略与司法诚信

侦破案件需要智谋,司法权威需要诚信,它们具有冲突性。侦查并非纯粹的司法,取证只是司法的准备。侦查效率需隐蔽案侦情况,司法准备需取证公开。侦查谋略需有欺骗性,司法诚信需有正当性。我国立法曾考虑到谋略欺骗性的合法化问题。侦查谋略合理化有四个标准。刑侦职业道德有异于公开原则,忠于事实和法律是侦查员最大的诚信。其真诚善意,体现在对待当事人的具体态度上。实施侦查谋略,并不必然违背司法诚信。谋略运用需要个人素养,也需要制度保障。如何把握非法取证与侦查谋略的界限,体现在用谋施策的细微之处,反映着司法诚信的大局与面貌。     

证据合法性视域下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或作不起诉处理,许多都是缘于取证程序中某些取证行为合法性欠缺而受到质疑,进而导致证据无法使用,因此展开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取证程序合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分析证据合法性的内涵为切入点,强调在对证据排除时应明确区分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通过对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调查的启动、责任承担、证明方法、证明标准的研究解决个案中证据合法性问题,通过构建取证规则、建立检察指导侦查和辩诉交易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约束性机制,从源头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保障证据合法有效,避免非法证据、减少瑕疵证据。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与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

侦查机关拥有强制性处分权在实践中易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必须对侦查权的行使科以必要的法律限制,建立外在的正当程序规则,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就是基于这一需要产生的。建立合理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侦查机关实施强制性处分权进行司法审查,就成为侦查程序正当目的研究的历史使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与发展

台湾地区自2003年修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规则至今已逾10年,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排除的范围、排除的原则与标准、准备程序的定性与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证据的规范上:非侦查机关公务员非法取证所得的证据;利用高科技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临检盘查以及诱捕侦查取得的证据。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浅谈审查批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促进侦查机关合法取证至关重要。对现行审查批捕，应从立法上、程序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依据法理和法律的规定对有关证据予以审查排除，从而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是隐秘性极高的犯罪,同时由于其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使职务犯罪侦查呈现出取证难、干扰多、阻力大的特征。实践中,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规制的局限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能的发挥,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举步维艰。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其打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跨境快捷电子取证的探索与展望——以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犯罪分子藏匿境外,通过电信网络实施远距离、非接触诈骗,从技术和法律层面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侦查实践中跨境获取电子数据的方式通常有依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单方自行远程取证、请求跨境服务商数据披露。上述三种跨境快捷电子取证方式契合了侦查效率的现实需求,但又存在合法性、侵权性等问题。探寻破解跨境电子取证困境的路径,可借鉴国内外电子取证立法与实践,简化跨境取证协助程序,规范限制单方自行远程取证,明确跨境数据披露。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职务犯罪初查行为的法理探讨及规范路径

职务犯罪初查行为是职务犯罪侦查行为的自然延伸和逻辑前提,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实践表明,职务犯罪初查行为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遇到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与问题,本身不规范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推进职务犯罪初查行为的规范化进程,全面发挥职务犯罪初查程序功能,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普遍正义,推进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     

侦查讯问环节冤假错案之防范

非法侦查讯问行为与冤假错案的发生关系密切。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的非法侦查讯问行为主要表现为:讯问场所、时间、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讯问时,未依法履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告知义务;讯问方式不合法,刑讯逼供行为时有发生;讯问录音录像制作不规范等方面。确保侦查讯问行为的合法化的主要措施有:公安机关应当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积极作用;发挥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等。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存在排除非法证据的“界定难”、“证明难”和“排除难”问题。为有效预防非法取证,现有的司法制度应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司法令状制度,重大侦查行为应“有证实行,例外明示列举”;建立重大案件首次讯问值班律师临场监督制度;推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行侦羁分离和建立公派律师值班制度;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职务犯罪案件中侦查疑难问题的完善路径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直接立案侦查的法律制度。开展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党和国家的反腐败大局、维护司法公正、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具有较多价值功效。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线索来源匮乏、侦查能力不足、案件侦办难度较大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最大程度发挥检察机关自侦制度的功效,应当进一步强化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认识,通过数字检察手段提高线索发现能力,加强检察干警办案能力建设,建立侦查办案机制,提高办理自侦案件的质效水平。     

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法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一些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具有特殊效果。但在我国,不论是从刑事实体法,还是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诱惑侦查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的严重冲突。那么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又当如何采信,通过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认为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在采证诱惑侦查所取的证据材料时,应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限制性肯定;同时尽快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兼论侦查取证规则的确立

近年来,对错案的讨论成为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事证据法律规则的缺失导致对侦查取证的监控和管理不力。司法实践中在证据的收集、固定、保管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为此需要在分析侦查取证环节常发问题的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完善侦查取证的对策,并对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