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立行”重于“立言”

领导干部既要“立言”,更要“立行”,在一定意义上,“立行”重于“立言”。人们常说的“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群众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了,思想普遍活跃了,对领导干部“言”和“行”的要求也更高了。他们不仅关注领导干部的“言”,更     

“敢”和“怕”及几“敢”记者

“敢”和“怕”,是相对而言的。“敢”,就是“不怕”;“怕”,就是“不敢”。很多事情要想做好,就需有一个“敢”字,去掉一个“怕”字。譬如兴办企业,在现今改革开放大潮中,作为一个企业家,就要有“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创造出更多的机遇,增加成功的概率,求得企业更快的发展。如果怕这怕那,不敢大胆地“试”,不敢先迈几步,     

“跑官”“买官”“卖官”古今谈

“跑官”现象古已有之。史称“口有蜜,腹有剑”的唐代奸相李林甫,可算“跑官”有术的典型人物之一。李林甫从一个下级禁卫官升迁至大唐宰相,主要是靠“跑”。他“跑官”的办法有三条:一是“跑”外亲路线;二是“跑”夫人路线;三是“跑”情人路线。李林甫通过“跑”,得官之后在相位十九年,专事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     

执行“禁令”“制度”莫“忽悠”

近来,笔者浏览了一些报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地各部门的“禁令”、“不准”层出不穷,好似“擂台赛”,制定得比钢筋还要“硬”,执行时却比橡皮筋还要有“弹性”、“韧性”。我认为,严格规定、严格纪律是好事,但关键是要严格执行,贵在不折不扣地落实。两年前,教育部曾规定:如果学校出现乱收费,就撤校长的职。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当时,     

“自然科学”“社会学科”“人文精神”辨

本文质疑了学术界惯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提法,认定这是国内占主流性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所致,并提出了“社会学科”和“人文精神”的提法,对两类提法进行了辨析.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释“欧”“瓯”“沤”

“欧人”、“且瓯”、“沤深”、“越沤”等名,见于晋代汲都出士的《逸周书·卷七·王会解·第五十九》,书曰“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且瓯文蜃”。“正东…沤深…越沤…。请令以鱼皮鞞、口鲗之酱、鲛(盾支)、利剑为献”。这些记载,虽属点滴,未致详尽,但却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资料,给当今学者从中见其梗概,得到启发。     

“怨家”变“冤家”考

论文考查了“怨”与“冤”、“怨家”与“冤家”在早期汉语文献中的源流及演变情况 ,指出由于“怨”与“冤”古音相通、引申义也曾有相同的义项及汉译佛经的影响 ,从而发生了“怨家”与“冤家”的词义感染现象 ,加之词语在运用和演变过程中在语音和词形上的区别性作用的要求 ,最终使“冤家”逐渐替换了早期形式“怨家”。     

“热线”要有“热度”

随着电话的普及,各种“热线”多了起来,如市长“热线”、消费者“热线”、举报“热线”、司法“热线”等。“热线”的开通,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群众排忧解难、了解信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些多年沉积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在“热线”的“沟通”下解决了。“热线”,顾名思义就在一个“热”字     

“抓落实”与“群众观”

记得《新华文摘》漫画专页上,曾转载过这样一幅漫画:大腹便便、作着报告的官员,口沫横飞,通篇是“抓”、“大抓”、“狠抓”、“狠狠地抓”、“真抓”、“切切实实地抓”……就少了个“干”字。故画题曰:《空话大腕》。当然,这是数年前的旧画了。初见此画,     

谈“小”说“大”话“和谐”

“小”“和大”是相比较而言的客观实在,不论是指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还是时间、空间、年纪、官职、善恶等等,但它们往往又可以转化、变化。认清其中的关系,大有学问,也大有裨益。要善于以“小”见“大”,着眼长远,这是我国人民的“大“”小”观之一。古人认为“,小时偷针,大了偷金”“,三岁定六十”,并告诫人“们莫因恶小而为之、善小而不为”。千百年来许多人都把其作为家传古训之一,目的是希望子孙后代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长大后做品德高尚的人。从对“小”“与大”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俭朴。记得在困难…     

“暂时”和“临时”

“暂时”和“临时”都具有副词兼区别词的功能,作副词时,“暂时”和“临时”都是表示短时间的时间副词,有时可以互换,例如:(1)临时借用一下,明天就还。(2)暂时借用一下,明天就还。但有时却不能互换,例如:(3)临时抱佛脚。*暂时抱佛脚。(4)人多船少,他没法子临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老舍自传》。*人多船少,他没法子暂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可见,“暂时”和“临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本文仅就“暂时”和“临时”作副词的用法,从句法分布、语义特征上考察这两个词的差异。一“暂时”和“临时”的句法分布(一)“暂时”和“临时”在状语位置…     

“公道”与“人情”

<正>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这是《金瓶梅》第四十九回中的一首打油诗。道出了封建时代“公道”、“人情”无法统一、难于两全的矛盾,一道无法释解的难题。其实,在我们今天,从本质上讲,“公道”与“人情”是应该统一、也能够统一的。因为所谓“公道”,无非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合法,最终则是合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离乎此,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也不合法,有何“公道”可言!“公道”乃最大之人情;而最广大的人情,才是真正的“公道”。二者并非势不两立,冰炭不容。“公道”与“人情”可以并存,也可以俱失。“文革”中,牛棚林立、冤案遍国、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同志紧张、友     

“做人”“做事”难易辩

你的“做人”未必“尽如人意”,你的“做事”也未必“事事遂心”,但你一定会充实、从容,潇潇洒洒,自自然然。世事本就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做人”“做事”,你便都无愧了。     

“为政”与“知政”

“为政者多，知政者少”，这恐怕是不争的历史经验之论。“为政”者未必真正“知政”。就是说，在其位者未必善谋其政。从历史看，也确实如此。然而，“为政”者却必须“知政”。只有“知政”才能“为政”，“有知”方可“有为”。否则，何以谈“为政”呢 ?“为政”乃万端中之首端，大事中之大事，关系国之命运，民之祸福。大到朝代更替、政权倾复，小到一地治乱、事业兴衰，无不与为政者没有干系。所以，“为政”之事不是谁都可以为所欲为的。 　　“为政”者如何才能善于“知政”呢 ?以愚之见，举烦择要而言，善“知政者”，必先善于“知…     

“666”和“888”

“六六顺”源于古老的“坤文化”,“八八发”却只是当代流行语;许多数字都有“人文品格”,它们的象征意义渗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     

“大多数”重于“平均数”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平均数”是指经济指标的人口平均值，如人均收入等：“大多数”是指大部分人民群众。应当看到，“平均数”与“大多数”所反映的实际情形有很大不同，必须区别对待。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则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要务实、求实，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数字奥运”与“数字北京”

“数字奥运”是2008年奥运会的亮点,是“科技奥运”的时代特征、”人文奥运”的弘扬手段、“绿色奥运”的重要支撑。同时,“数字奥运”是“奥运战略”和“数字北京”的战略结合点,是“数字北京”发展和前进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研究“数字奥运”与“数字北京”的关系,对于科学的制定首都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数字奥运”建设任务,更好地推进“数字北京”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