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法律属性探析

新形势下,社会各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界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健全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必然。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尝试与制度构建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出资标的真正参与公司化运作、进入市场交易层面,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的更深层次创新,也是对我国现行土地流转制度和公司资本运营观念的双重挑战。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设立公司有明确的可能性并有现实的发展前景,遭遇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利用效率和保障功能的冲撞。在构建出资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辅之以政策、金融措施跟进,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

当前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争论的症结在于：其一,没有区分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改制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制后,土地经营权内涵与功能发生根本改变,其自由流转（包括继承）当无异无疑。其二,没有认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流转与其他流转方式的区别。继承是原承包经营权人死亡原主体丧失为前提,而转让、抵押、入股等方式流转则是以原承包经营权主体生存并且往往根据其意志进行。现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肩负着社会保障功能,人身性没有涤除,又鉴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国情,因而不应当也不能够继承。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当消除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身性。     

以农村土地流转为契机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也因此牵动了国人的神经。在制度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流转的背景下，结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现实，本文提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契机来构建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实际紧迫性与实践可行性。本文指出，以土地流转为依托来构建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中国农民身份与契约关系的互动和协调——从一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经营的流转案件说起

建立在不完全所有权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浓厚的身份性和社员性特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在建立起契约关系的同时,适当保留传统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国情与中国经验的制度选择.     

试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创新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深化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不依法、不自愿、强行流转和自发流转的现象,应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明确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性质,依法、自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强调主要在农户间进行,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性与社会保障性之冲突与选择

在目前的农地产权制度设计中,农村承包土地同时履行着生产资料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这导致了两者的内在冲突,同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目前承包土地本身已经不适合继续承担农民社会保障的任务。正确的选择是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物权化,解除承包土地的流转限制。同时,在农村建立基金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逐步加强,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存在着性质模糊,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完全回归民法,行政权力过分介入,流转所需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本文从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回归民法,减少行政权力介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着实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铺平道路,以期健康、稳定地发展.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法律问题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是农民,而现实中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并不完善,侵犯农民流转主体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需要对影响农民流转主体利益的原因作深层分析,在制度上切实尊重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其具体权利义务。     

中国农民身份与契约关系的互动和协调——从一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案件说起

建立在不完全所有权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浓厚的身份性和社员性特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在建立起契约关系的同时,适当保留传统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国情与中国经验的制度选择。     

中国农村阶层分化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农村阶层分化明显扩大，这对农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分析不同阶层的文化现状、文化需求以及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不同措施、对症下药，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农村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一方面，教育对落后经济水平的贡献要大于对发达经济水平的贡献；另一方面，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是递减的，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要远高于近七年的值。国家要积极运用财政等措施加强对中西部农村教育的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宗教治理问题研究

农村宗教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宗教治理,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宗教治理还存在少数干部政治敏锐性不高、宗教治理能力不足、非法宗教与合法宗教交织、宗教治理难度较大、基层宗教治理力量不强等问题,影响了宗教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积极作用的发挥。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宗教治理,要在宏观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在中观层面坚持农村宗教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治理,提高农村宗教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微观层面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宗教工作关键在“导”的重要论述,多途径提升农村宗教治理水平。     

对新农村社区警务工作的实践性思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公安机关应清醒地认识到新农村形势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变化，在对实施农村社区警务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前构建农村社区警务的新途径，以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警务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随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和贫困率的下降,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出了明显的家庭和个人特征: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是因残疾患病等因素导致劳动力完全丧失的人口,他们很难继续从开发式扶贫中获得有效的帮助。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高度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困难农户收入和医疗保障需要的社会救助制度。本文利用2005年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农村政策的微观视角：农户理论及其综合性分析对我国农村政策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经济人理性假设在农户理论中演变的分析,对经典的农户理论及农户是否理性进行了评析,目的是在遵循农户理性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下,归纳出一个分析农户行为的综合性框架,这一综合性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对农户真实处境的描述和对小农进行改造应遵循的“微观视角”。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出现供需失衡,己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瓶颈”。因此,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多类型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规范民间金融。     

新农村建设中的新课题:大力培育农村人力资本

如何培育农村人力资本,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研究解决的新课题。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民生活富裕,而农民的低素质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进行培育,有利于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本文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新农村建设的正向作用,剖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及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的影响,特别分析了要对二代城市移民进行人力资本培育,包括改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     

农村派出所协助维护县乡道路交通秩序的实践与思考

交巡警警力不足造成了当前县乡道路交通失管失控、事故损失不断上升的现象。应在一些地方农村派出所协管交通的实践基础上,建立将交巡警重点整治和农村派出所日常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以探索县乡道路交通管理在现有法制体系下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