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刑事和解的生存空间:市民刑法

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的划分是21世纪初重要的刑法思想;刑事和解的人的目的性存在的哲学基础,所诠释的恢复性司法的恢复正义理念及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适用范围均与市民刑法的内涵相契合;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存空间必然是市民刑法。本文将从刑事和解制度所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所体现全新的司法理念,其制度构造的合理适用范围几个维度展开分析,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市民刑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存空间。     

树立科学思想 完善刑事立法──对我国刑法改革问题的再探讨

我国刑法的改革，需要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为刑法全面系统地修改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成熟方案。（一）应当从深层次上认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在刑法典中明文设立罪刑法定原则条款，废除类推制度，明文规定犯罪名称。（二）犯罪犯立法的规模应当得到合理控制，以避免刑事立法与司法出现严重脱节，影响法制的权介（三）经济犯罪有其特殊性，应在刑法典中规定一部分较为常见并稳定的经济犯罪，而将“非典型”的经济犯罪规定在相应的附属刑法规范中。（四）全面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强调对公民民主权益的保护，消除重刑化倾向。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

科学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是有效应对当前经济犯罪高发态势的关键,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厉而不严"的特点,过于依赖刑罚的作用。对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应坚持广义的刑事政策观,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社会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在立法上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并重并注重刑罚的轻缓化,在司法上抓大放小。     

董必武刑事法律思想初探

董必武独特的经历使其刑法思想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和长久的生命力。董必武认为 ,治国应靠法制 ,党要重视立法工作 ,以依法办事代替运动治国 ,这些观点构成了他的刑事立法思想。在刑事司法方面 ,董必武认为应重视刑事司法的程序 ,反对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 ,坚持依法办事 ,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一部经济犯罪研究的力作──评《经济犯罪新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研究》

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犯罪成为妨害世界各国经济秩序的一大毒瘤。不仅各国立法和司法部门十分重视有关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各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特别是刑法学家，也极其关注经济犯罪的研究。从８０年代后期始，为了给国家打击与防范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理论指导，我国刑法学界加大了对经济犯罪的研究力度，一批有关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的著作相继问世。１９９７年，我国立法机关对１９７９年刑法中有关经济犯罪与刑罚的内容进行了重要修订，这又为我国刑法学者深入开展经济犯罪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而由我国著名刑法…     

经济犯罪审判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思考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仅适用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而且应该在经济犯罪审判工作中得到切实贯彻。笔者结合审判实务,就经济犯罪审判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问题谈些看法。一、关于宽和严的价值判断一般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基     

实现刑事司法与公众认同契合的路径分析

刑事司法与公众情感的冲突与背离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重大难题,只有实现了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同,法治才有坚实的保障。确保公众信赖刑法规范是前提,刑法规范必须支持普遍的共同的道德,有利于维护公众权益。确保公众尊重司法人员是基础,司法人员应该具备优良品行和丰富专业知识、技能。确保公众参与司法是途径,刑事司法程序应该具备开放性。确保公众与刑事司法的沟通是方式,公众与刑事司法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对经济行为慎用“刑事优先”

对经济行为包括不法经济行为的刑事介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刑事政策和事关社会治理与发展关系的课题。刑事手段对经济行为的介入和干预,应当持有特别审慎的立场,不能动不动就搞"刑事优先",这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法律学界的一种共识。经济犯罪的探讨,上海曾经走在全国前列应该说,在经济犯罪研究领域,上海刑法学界的探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也曾贡献过不少真知灼见,一些学理性强并富有实践性的观点,在《政治与法律》、《华东刑事司法评论》和《上海法治报》上都有发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在理论界引发了众多争议,本文从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入手,从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论证宽严相济政策的合理性;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在于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下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应有新的发展倾向,这也是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遏制经济犯罪的困境

获取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最大利润是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其是经济主体采取非法手段突破竞争的公平界域的内动力,经济犯罪与市场经济具有共生性。经济犯罪的巨大破坏性要求刑法加强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又要求刑法为经济自由而保持谦抑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刑事立法上应采取宜轻宜重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上要加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使刑法逐渐走出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概述

刑事和解制度是世界现代司法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司法模式,其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观念,在重新构建刑事法律关系时将被害人融入其中。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蕴涵着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使刑法在起到惩罚犯罪人作用的同时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修复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为犯罪人将来重新回归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     

论修改刑法应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正> 近年来,法学界就刑法修改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本文拟联系有关建议就修改刑法应当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发表一些浅见。 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基本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根据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司法应当以刑事立法为依据,而且法官的裁量权越小越好;但成文刑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法官具有相当自由的裁量权。如何在二者之间谋求平衡,使刑法精神公正地得以实现,确实是一个难题。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从刑法修改的角度说明:不要试图用刑事立法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一切问题。     

浅析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不足之处

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立是刑法谦抑性精神的体现,具有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刑事司法效益,稳定社会秩序等诸多价值。我国《刑法》关于诉讼时效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导致司法实践适用存在困难,本文试图分析并探讨解决之对策,以期对我国刑事立法完善有所助益。     

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

刑法理念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一直偏重于刑法规范的法治化,而忽视了与之相应的刑法理念的法治化,使得传统刑法理念仍依着惯性持久地存在,并深刻影响乃至困挠着我国当代的刑事法治建设。为此,我国应当致力于破除传统刑法理念,树立人权保障观、刑法谦抑观、社会防卫观、刑法理性观等现代刑法理念,并以此指导开展刑事立法、司法工作,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

由形式谦抑性与实质谦抑性的有机统一、立法谦抑性与司法谦抑性的动态均衡所决定,前置法备而刑事法不用或少用,刑事立法备而刑事司法不用或少用,这既非象征性刑法在我国发韧的表征,亦非积极刑法观在中国肇始的告白,而是以谦抑性为内核的传统刑法观之精义所在。由此决定,刑法谦抑性在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现之路在于刑事立法扩张与刑事司法限缩的并行不悖和张弛有度,前者以行政犯增设的犯罪化扩张和刑罚强度减弱的结构化调整为主线,后者则应致力于以下两条进路的展开:一是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对立法犯罪化之司法认定限缩;二是前置法优先处理原则与刑事法优先处理例外相结合的刑事案件办理模式的倡导。     

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浅析——从法理学视角解读

刑事和解是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的刑罚理论。该刑罚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刑事和解已经在西方国家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运行模式。本文着重从理论基础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由此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弊及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借鉴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消化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消化之间相冲突的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刑事司法活动就应以刑法及其罪刑法定原则为依据,将罪刑法定原则与国家的刑事政策相融合,在适用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中准确体现司法三效果。     

刑事司法正义论

法律是一种规范，毋宁说它是一种实践理性。如果说立法是这一实践理性的最初环节，那么，司法就是这一实践理性的最后保障。①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现代化，因为它需要一套规范刑事法治活动的科学的游戏规则，但这套规则的设立是否合理，能否得到遵循，还必须经由刑事司法活动的检验和完善。因此，可以说没有刑事司法就没有刑事法治，缺乏刑事司法保障的刑法现代化充其量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所以，研究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而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最基本内涵就是正义。本文拟从两个层面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