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行政的界限——以路华与吉利“陆虎”商标权纠纷案为例

在路华与吉利“陆虎”商标权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国家商标委员会驳回路华公司“陆虎”商标撤销申请的决定,无论从程序角度还是事实角度来看,其法律依据都不坚实。这一判决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与行政界线的模糊,这涉及到法治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对此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     

对发回重审理由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再斟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为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审判权力为本位的诉讼模式的产物，是司法理想和司法操作的混同，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也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建议立法机关予以修正。     

法官自身因素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

司法审判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途经，一定要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法官作为作出司法裁判的主体，是“法”或“正义”的化身，应当通过证据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这种情况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北京师范大学证据法研究所课题组针对此问题，选取了八个省市的刑事法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上海、广州、武汉、昆明、哈尔滨等城市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探求法官自身因素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论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纠纷的法律救济——以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为基点的考察

近年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大案”引发了学界对于公立高校与学生因管理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的高度关注.此类纠纷实际上是学术自治的权力与学生受教育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使地位悬殊的二者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就需要在学生的救济制度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对于学生的权利保护.但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救济始终无法让人相信其公正性,所以就很需要司法权介入纠纷的解决,法治原则之下不能容忍教育这一领域成为“法治国下的隙裂”.但是司法力量介入此类纠纷又引起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担心,于是司法审查的范围就成为了解决此类纠纷一个关键的问题.     

示范诉讼对解决航班延误纠纷的启示

由航班延误引发航空运输承运人及其代理人与旅客、托运人之间的纠纷愈演愈烈。国内各大机场都出现了乘客在遇到航班延误后要求高额赔偿、占机等过激行为，导致航空公司声誉受损、社会影响不佳。因航班延误导致的诉讼也日益增多，现有的司法解决方法对纠纷解决显得捉襟见肘。示范诉讼以较小的诉讼规模解决因航班延误所引起的群体性纠纷中共通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为乘客提供正当有效的司法维权途径，并促使当事人在裁判外达成和解，有利于纠纷的妥当解决。     

法官庭审地位的重新解构

法官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 ,法官的庭审地位决定着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因此 ,确立法官作为一个中立的事实裁判者 ,独立的法律适用者和消极公正的纠纷解决者的庭审地位 ,对于调动法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增强法官职业的自豪感 ,推进我国司法改革 ,建立一个独立、高效、公正和受社会尊重和信任的司法权力体系尤为重要     

技术治理何以可能:基层法官的司法裁决及出判艺术北大核心

对法官司法行为的考察是研究基层司法实践的重要切入点。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基层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及法官司法裁决行为越来越注重运用专业化、规范化的司法裁决术,并由此实现对民间纠纷的技术化治理,以应对纠纷当事人形形色色的“闹剧”行为。法官也试图通过技术治理,生产出独特且专业的“法律文本”,重塑普通大众对法律意义的理解。法律权威正是通过这一重塑过程,达到对法律知识相对匮乏的社会公众的有效“规训”,并维续法律权力的再生产。     

中国环境司法能动的现实障碍与实现路径

环境司法对增强政府环保能力和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然而,中国环境司法在实践中正面临着解决纠纷能力不足和在环境纠纷解决方式中被边缘化的被动境地.环境司法能动的理念和要求应运而生.但是,目前中国环境司法能动还受到“无法可依”、“法官不能”和“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需要通过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扩大可诉环境利益范围,完善环境司法主体制度,建立环境司法程序规则和加强环境司法指导监督等,为中国环境司法能动的实现铺平道路.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规范的适用——兼论我国律师协会的属性定位

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中，我国律师执业规范表现出“规制不能”以及“不能规制”的适用困境，并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后果。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益的保障，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背后存在着三种裁判逻辑：国家主义法律观念下的机械司法、民间法的间接适用以及发挥目的解释的漏洞填补功能。三种裁判逻辑分别存在着背离实质法治的要求以及无法统一法律适用的弊病。因此，律师执业纠纷的合理解决最终需要依赖于律师管理体制的革新，即通过承认律师协会的公务法人属性，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向“组织法”回归，从而切断司法直接介入律师执业纠纷的规范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司法通过审查律师协会处理决定的方式介入律师执业纠纷。     

逻辑理性在纠纷解决中的异化——以泸县公安局治安检查案为例

前店后床的事实,用现有法律概念难于定性是住所还是经营场所。法官用营业时间来界定事实性质,存在用不确定概念解释不确定概念的逻辑理性欠缺,但不能掩饰其对社会纠纷解决的实际作用。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的背景下,逻辑理性向纠纷解决妥协了,司法裁判呈现出一种调解式判决的样态。     

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解决的司法化探析

《体育法》第33条表明目前我国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不受法院管辖,造成了当事人状告无门的权利救济困境.二元管理权划分、有限司法审查、体育协会的官民二重性及中立裁判机构缺位的现实窘况分别冲破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竞技性体育特性与体育协会民主自治为纠纷解决司法化所设的阻碍,应修改《体育法》,授权法院介入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的解决.     

刘村的纠纷与解决——权威衰落之后的选择

刘村的纠纷大致可以分为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家庭内部纠纷。在实践中,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更多的是通过司法调解、诉讼等公力救济的方式得到解决,家庭内部纠纷则更多是通过“外戚”界入来解决。刘村内部发生的家庭外部纠纷更多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与刘村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资源—权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法治社会中司法的限度及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架构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对司法作用的依赖空前增强。然而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功能,并不意味着司法成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垄断者。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司法存在一定的限度。因此,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效能的同时,理性认识司法的限度,通过构建与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矫正司法的限度,是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纠纷,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美国的政治司法化

在美国 ,司法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政治责任从立法和行政向司法转移。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之所以能够承担政治司法化的功能 ,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项强大的权力 :司法审查权。由于拥有司法审查权 ,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为政治生活树立了新的行为标准 ,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联邦法院以普通法院审判诉讼案件的方式行使司法审查权 ,能使法官巧妙的解决政治纠纷 ,既约束法官的权力 ,同时又能使司法审查充分发挥作用 ,对美国的政治生活起着莫大的影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引入仲裁制度的构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该制度的实施对落实“污染者付费、损害者担责”原则具有重要意义。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以来,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但是,仅依赖以磋商和诉讼为基础建构的二元纠纷解决制度难以满足不同类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的需要,并且该制度用于办理标的额较小、事实理由比较单一的案件也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弊。因此,应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解决制度,为后续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提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效率提供制度支撑。     

通向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及其优化路径

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实现司法民主，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司法民主的必由之路，陪审制的制度设计应体现“平民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参审制，陪审员和法官在审判权上无分工，都具有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由于陪审员缺少法律知识和专业训练，难以实现有效参审，不能消除“陪而不审”的痼疾。为发挥陪审员参审实质作用，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着力提升陪审员法律素质，在选任上“精英化”，都使得陪审员“法官化”，偏离了司法民主的方向。人民陪审员法体现了陪审员“平民化”的倾向，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但也存在适用范围过大、事实和法律区分不明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配套制度，逐步实现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问题。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可能和限度——从制度运行动力的视角出发

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设置在行政体系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承担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职责。一直以来,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界发出了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强烈呼声。‘行政复议制度得以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于行政层级监督,“司法化”理念下的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则是这种监督的间接表现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方可实现。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之下,更为可行的是吸收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中完善相关复议程序的建议,在行政层级监督的直接推动力之下,借助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来推进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权力具有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双重属性。当今中国民事执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和法治社会建设不完善的体现。在今天的宪法体制下，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制度设计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检察监督要遵循谦抑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尊重法院的司法权威，在监督的内容、途径、方式、方法、深度上，全盘考虑，构建解决“执行难、执行乱、执行腐败”问题的有力制度工具。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之辨析

群体性纠纷事件频发,而代表人诉讼制度却被各种司法解释限制了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制度虽然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我国“司法无力”的困境下,盲目移植必定水土不服.法之理在法内,更在法外,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社会现实,示范诉讼在传统“一对一”诉讼结构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优势得以凸显.     

诉说、纠纷与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连续”发生的纠纷，对纠纷前后的“诉说”、“纠纷”、“第三者调解”等过程进行了描述，标划出人们处理纠纷的行为落入“价值”阴影的界限。并认为，在纠纷的发生和解决过程中，从“诉说”到“纠纷”到“纠纷解决”的意义变化对应着从“个人要求”到“社会理想”到“公共道德”的道德诉求，人们引入“第三方”来解决纠纷是制度性需求的结果，人们的息诉行为落入价值判断的阴影也是自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