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依据及其法定化的实现

当前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使人们日益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然而,实际上,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无责的。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负有很大的责任。刑法学理论、犯罪学统计数据、国内外的立法司法例都为被害人过错应成为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了更准确地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将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问题法定化。     

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其特定的内涵,本文从互动论、谴责性降低理论和量刑理论三方面论证了被害人过错在故意杀人罪中的量刑意义,同时参照域外刑法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量刑现状对司法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指出将被害人过错在故意杀人罪中量刑法定化的必要性。     

论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为被害人、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过错行为、过错行为与犯罪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等;实践中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可分为罪错行为、重大过错和一般过错行为。被害人过错的程度不同,其刑法意义也不相同;借鉴国外立法,应将被害人过错行为酌定情节法定化。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细化研究——兼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之有关内容

近日开始试点的《人民法院奄刑指导意见（试行）》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粗略地界定为“重大责任和一般责任”。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细化量刑、准确量刑的问题，也没有为“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一呼声带来希望．从理论的角度考虑，以刑事被害人过错程度为区分标准，应该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分为完全责任、重走责任、较大责任、一般责任和“拟制责任”。过错责任的细致、明确划分．是人民法院恰当准确量州的基础，也是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必要准备和重要前提。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

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是指在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因肇事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共同过错行为造成重大事故时,被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原因力的过失违章行为.它具有不同于其它类型案件被害人过错的特点.其不影响罪的构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被害人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以上的,被告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上是夸大被害人过错在定罪中的作用,并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并且对加害人刑事责任大小的影响是相对确定的,应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轻情节予以法定化.     

论犯罪被害人责任

犯罪被害人责任是一个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概念,但是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社会互动理论、被害性理论等充分论证了犯罪被害人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世界上一些国家也通过立法肯定了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存在。认定犯罪被害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广大潜在犯罪被害人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模式,实现刑罚正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将犯罪被害人责任应用于实践,需要首先明确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判断标准,然后对犯罪被害人责任进行分类,最后通过立法、司法等环节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责任追究制度。     

刑事被害人过错认定的若干实务问题

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广为适用,但由于我国刑法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和适用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加之理论研究很不够,导致审判实践中法官认识不一,适用相并,造成相当混乱。本文结合审判实践,阐析了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特征、类型及刑罚适用,并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这一酌定从轻情节法定化的立法建议。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研究

当前,在西方,被害人过错已经被赋予积极的刑法学意义,它已是减轻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之一.反观中国刑法,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则很少涉及,在司法上也仅仅将其置于量刑上的酌定情节来对待.这反映了我国刑法学术界和司法实践界对处于刑事法中主体地位之被害人的漠视.不考虑被害人之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之主动地位,也严重损害了行为人之人权.文章从我国现行刑法中被害人之刑法地位的不足入手,进而阐述在刑法中将被害人过错行为作为降低被告人刑事责任之法定事由的合理性,最后分析我国设立该理论之模式及其在司法中的具体操作.     

以被害人为视角的美国刑法理论

受被害人学理论以及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以新的视角审视刑法基本命题,其既关涉犯罪圈的限缩与扩张,也包括对刑罚的正当性命题。整体来看,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立场和谴责被害人的立场并存;被害人行为之于行为人犯罪与刑罚影响根据具同一性;主张扩张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适用范围。     

论被害人身份对罪责的影响

以被害人学为视野,从刑事被害人这一角度出发,把握被害人身份这一关键词,软化以犯罪人为中心的量刑论,适当突出被害人身份的独立量刑价值。重点探讨被害人身份对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影响以及被害人分担责任的独立性,还原被害人身份应有的量刑主体性。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论刑事责任的定位

关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刑法学界众说不一。刑事责任应该是一种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的负担。在与罪行和刑罚的关系上应该采取罪———责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理清罪、责、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刑事责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试论被害者“危险引受”行为

近年来，被害人危险引受理论在日本刑法学界受到充分关注，其与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的被害人同意有着相似之处，均是在意思决定自由的框架下，通过被害人自主地决定侵害自己法益或参与引起法益危险的行为，来达到自己所要成为的那种状态。在主观上，无论是同意行为，还是危险引受行为，被害人都已事先预见或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在结果上，一般都会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同意制度不是被害者危险引受的理论依据，适用自己答责原理判断危害结果的归属，在结果属于被害者场合，便否定参与者的正犯责任。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     

论死刑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

被害人过错是多部刑事法律文件中规定的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但由于其并非法定量刑情节,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缺乏统一的认定尺度,公检法对该情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困难,且易导致量刑失衡。应将被害人过错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在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存在的基础上,从其主观罪过、行为程度、侵害客体、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等角度予以细化考量影响被害人过错的因素,并通过数理化模型来分析被害人过错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刺激作用,从而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实现罪刑相当。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基础辨析

国外关于刑事被害人理论基础学说纷呈，我国多限于对国外相关学说的介绍和叙述。事实上，刑事被害人补偿依循何种理论基础，直接影响立法例上被害补偿之范围，并且已有的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需要探讨的余地也很大。为此，以和谐、均衡、人本主义刑事法理念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基础理论，对恢复因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全面、均衡地保护人权是十分必要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蕴涵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是我国刑法实现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不仅是一项立法原则 ,也是一项司法原则。这一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含义 ,即立法层面的罪刑相当和司法层面的责刑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