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权的私权基础

传统警察法多从公法角度研究警察权问题,鲜有人从私法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事实上,警察权有着深厚的私法和私权基础.循着公私法划分的起源和发展,我们能够找到原始的公权力与私法的关系.从警察权的本原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警察权的公权力属性,并进而寻找到警察权的私权基础.警察消极行政作用的强化和警察比例原则的普适化是警察权私权基础的集中反映.     

论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原则与优化路径——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三

为优化我国警察权力配置,首先,要明确警察权在秩序与自由、公权与私权、效率与制约以及集权与分权四个基本方面的价值取向;其次,要遵循国家立法授权、保障人权、权力制衡、结构与功能比例以及与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均衡等原则;最后,透过准确把握警察权的实质,廓清职能,合理收缩警察权主体范围,科学整合警察权的内容,完善警察权力手段及其保障,从而选择我国警察权力优化配置的路径。     

论警察权产生与形成的基础

在社会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最高的位置;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工,自从国家产生就已经存在。从国家权力的运行结构来看,除了有纵向的权力分工外,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存在着横向的各种权力及职权的划分。警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和分设形态,它伴随着国家警察职能的确立、警察机构的设置以及警察法制的建立而形成。国家权力结构与分工的理论,是警察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确认的人民权力及其理论,是我国警察权形成的事实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国家机构设置和警察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警察法体系的形成,是警察权形成的法治基础。     

《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的立法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的立法原则和精神,既突出强调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又注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相平衡的原则;它既扩张了警察权力,又对警察权的运行作了严格规范,控制了警察权,体现了保障警察有效履行职责与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相统一的原则;它还体现了实体和程序并重,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宽严相济,刚柔并举,归根到底要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要“执法为民”。     

警察·警察权·警察法——警察法概念的逻辑分析

本文按照“警察──警察权──警察法”这一逻辑过程对警察法的内涵进行了探讨。首先是警察的概念,接着是警察权的定义、内容及其属性,最后对警察法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警察法是对警察权进行配置,对警察权的行使进行保障和制约的综合性的法律规范集合体。     

应急警察权的提出、缺陷与规制问题研究

应急警察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形式。应急警察权的提出，不仅回应了应急处置对“法外权力”的客观需求，还意味着通过应急警察权法制确立警察应急的经验法则和实现权力、权利在应急状态下的重新分配，从而既体现应急的特殊性，又尽量避免以应急之名破坏法治。目前我国应急警察权在立法上存在内容欠缺、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随意创设应急警察措施、应急警察权由非警察主体行使、不符合比例原则、应急治理过分依赖警察强制权等缺陷，建议重构应急警察权的配置体系、清晰划定应急警察职权范围，建立应急警察权监督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机制，构建应急警察权规制体系。     

论我国警察权力的属性和类别——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一

警察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我国警察权具有四种属性:即政治性、行政性、司法性和军事性。多角度对警察权力进行分析,我国警察权力的类别有:抽象警察权与具体警察权,一般警察权与特别警察权,普通警察权与专属警察权,行政型、刑事(司法)型与军事型警察权,羁束型警察权与自由裁量型警察权,警察组织行使的警察权与警察个人行使的警察权,中央警察权与地方警察权,集中型警察权与分散(自治)型警察权,常态警察权与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公开型警察权与秘密型警察权。不从多角度对警察权力进行分析,就难以科学地认识警察权力,也难以合理地配置和研究警察权力。     

俄罗斯联邦警察法评析

在距1991年《俄罗斯联邦民警法》颁布实施20年后,2011年俄罗斯修改制订了新的《俄罗斯联邦警察法》。俄罗斯联邦警察法修改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社会巨大变化的特殊背景之下,是对警察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俄罗斯警察法有其历史沿革,现行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突出了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宗旨和主线,重点对警察权的内容进行合理界定,详细规定了各种警察权行使的条件和程序,此外,创新对警察权力行使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并在推动警务活动的信息化、现代化建设,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均有细致规定。这些内容极大丰富和完善俄罗斯联邦警察法,使其成为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并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警察法法典。     

警察执法权威的法律保障探微

良好的治安秩序依赖于警察权威,而现代警察的权威植根于警察的执法过程中。愈益严重的袭警事件之所以受到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其严重地弱化了警察的执法权威。实现警务法治化不能通过弱化警察执法权力和治安控制职能来实现,更不能以牺牲警察合法权益来换取。法条原则规定与司法实践操作的背离,更使得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与立法保护之间凸显法律真空。警务活动缺乏足够立法保障、对于袭警行为惩戒不足、袭警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已成为违法犯罪行为人缺乏法律敬畏、肆意侵犯警察合法权益难以推卸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用"警察权弱化"或"警察权强化"来评判设立袭警罪的必要性,最合理的解释是限权与扩权并重,使得警察权的赋予与使用更加规范。当前应当制定覆盖警察执法各个环节的严密警察法律规范体系,为警察权力的滥用筑起牢固的篱笆,为警察正当的执法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国警察权现代转向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为我们深入研究我国警察权的现代转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更加明晰的思路。在警察权的现代转向过程中,应该紧扣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合理配置警察权力,保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配置格局的结构性均衡;厘清警察权力行为与非警察权力行为之间的界限,杜绝警察权失范及其运行的紊乱现象,保证警察权力理性地实施;建立和完善警察执法保障体系,确保警察权得以准确、及时、有效地执行。同时,必须准确把握警察的基本职能,充分认识秩序的必要性、强制的有限性和人权保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