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论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深刻地支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今天依然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但在儒学的性质、中国传统宗教、儒佛道三家的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等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从历史发展和现代性挑战来看,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需要进行现代转化,在新的基点上实现继承和发展。     

晚清耆儒俞樾在明治日本

浙江德清人俞樾为清末中国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学界已对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本文通过挖掘俞樾健在时日本对他的有关记载,来分析俞樾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意义,从而弥补前人研究之不足。     

日僧南浦绍明与径山禅茶文化

南宋嘉定年间，径山被列为五山十刹之首，成为“天下东南第一释寺”。许多日本禅僧纷纷慕名前来径山参禅问道，径山禅寺成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庭。南浦绍明不仅勤习佛禅，而且认真考察学习径山种茶、制茶技术及茶宴礼仪，回国后广为传播。南浦绍明是继圆尔辨圆之后在日本传播径山禅茶文化的著名禅僧，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王充思想文化精神的内涵——纪念王充诞辰1990年

王充治学以儒家为根基,但他善于打通各家学说,并吸纳新的知识成果,创立新说,通过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求索创新的治学风格和“实事疾妄”的思想成果等四个层面,成就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传播,不单局限于学术学人领域,还以学术精神为内核外延至百姓生活之中,对塑造大众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持久的影响与引导。这是王充有别于许多主流学术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钱穆文化诗学探论

钱穆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学者,虽以史学成就著称于世,但其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蕴与精义,其阐释和分析,显示了绵长修远的诗学精神。在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钱穆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     

从儒、道、佛的视角论中国给画艺术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它们中的许多精髓都被衍生成中国绘画的重要理论，对中国绘画的艺术创作、审美原则、艺术风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根基，因此，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艺术必须从儒、道、佛的视角着手。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孔子认识的变化与演进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其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需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孔子及其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先调整过于机械的阶级认知标准和否定孔子的态度;随后在市场经济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突出其"民族"属性及对国情和社会制度选择的深层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高度,给予孔子及其思想高度而科学的评价,并运用于治国理政。概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孔子的认识,实质是思考和解决孔子及其思想作为一种固有的文化形态如何融入、适应现代国家社会的问题。     

论王安石兼收并蓄的思想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富有开拓和进取精神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富有宽容和创新精神的杰出思想家。在思想领域,王安石本着"惟理是求"的精神,客观地、平等而不存偏见地对待各种学术流派,吸取各家各派的合理思想。他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以及援诸子百家入儒,以充实和弘扬儒家的学说和义理,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     

“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儒、道哲学共同建构了林语堂人文精神的基础。一方面,他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实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入理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林语堂对道家文化也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然而,在儒道之间,林语堂陷入“入世”与“出世”的“一捆矛盾”中。但智慧的他,“达”则于儒,“穷”则于道,亦儒亦道,亦孔亦庄,留其所当留,融会贯通,既执着于尘世中一切的“荣华”需求,又追慕庄子的“仙风道骨”,逍遥自由。“半在尘世半为仙”,成就了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倾听天命 敬畏自然——今天怎样重新认识孔子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重新认识孔子,需要重回儒学源头,从"天人合一"的原问题出发,全面理解儒学中倾听天命和敬畏自然的观念,其核心是"仁"的思想.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论鉴湖的自然与人文价值——兼谈绍兴城市发展的新定位

鉴湖历经近两千年的延续与变迁,不仅以自然的形态鲜活地存在,更以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沉淀于国人心中,堪称自然与历史留给绍兴的最佳城市名片。鉴湖的文学光彩辉映古今,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更为深远。王羲之主政会稽之际聚合而成的当时国内次文化中心,是为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倾心沟通的起点和第一块平台。充分认识这份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遗产,保护鉴湖不再被毁坏,进而恢复鉴湖之原有风貌,是绍兴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绍兴在推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需要大思路、大手笔,按照“中国山水州,东方威尼斯”的思路来构想未来发展战略和城市定位。从这个意义说,时代在呼唤“当代马臻”。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探寻心中的“桃花源”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探寻其人生哲学,进而从陶渊明的身世和所处时代透析其思想成因,最后分析了儒道文化对"中国士"的影响及现实启发。     

论儒家的审美方式——对孟子性情论的美学阐释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在现实情境的感发下产生“四心（端）”。“四心”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体，其作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四心”的感受体验过程在儒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较好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追求，所以称之为“儒家的审美方式”。它虽然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被充分自觉，不像自然情感感发那样发展出感物学说。重视这种审美在道德活动中的基础地位，有利于缓解道德主体内心的冲突，并可以抗拒在道德活动中对既有观念和规范的非语境化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