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政治价值普世化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批判

政治价值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诉求，也是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在全球化时代，某些政治价值观念会获得人类普遍的认同，甚至被赋予普世化色彩。实际上政治价值的普世化有其合理的一面，是人类政治进步的价值凝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政治价值都可以被普世化。普遍主义就是特殊的政治价值也会被普世化的方法论基础。对此进行必要的理性分析和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     

政治合理性及其限度

政治合理性是指一般性政治行动要以某种普适的道德伦理规范为正当性理由,政治共同体以某种普世的善业观为实践性依据。其内涵既包含政治批判合理性,也包含政治实践合理性。沿着这一思想逻辑,对在价值多元条件下普遍主义政治何以可能这一困扰当代政治哲学的难题可以给出我们的回答。但必须看到,政治合理性承认有范围相当广泛的多重的社会变化机制和多样的文化内容,由此决定了政治实践合理性的限度。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事实状态,政治普遍主义只能是蕴含有社会价值多样性的政治合理性,关键的问题在于探求社会多元与普世道德的平衡与发展。     

政治合理牲及其限度

政治合理性是指一般性政治行动要以某种普适的道德伦理规范为正当性理由,政治共同体以某种普世的善业观为实践性依据。其内涵既包含政治批判合理性,也包含政治实践合理性。沿着这一思想逻辑,对“在价值多元条件下普遍主义政治何以可能”这一困扰当代政治哲学的难题可以给出我们的回答。但必须看到,政治合理性承认有范围相当广泛的多重的社会变化机制和多样的文化内容,由此决定了政治实践合理性的限度。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事实状态,政治普遍主义只能是蕴含有社会价值多样性的政治合理性,关键的问题在于探求社会多元与普世道德的平衡与发展。     

国际关系伦理分析

国际关系伦理是国际社会中制约和影响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与行为的观念规范总和 ,其形成取决于国际社会结构和规范两大要素。当前 ,国际社会结构和规范的变化使传统的国际关系伦理面临着挑战 ,重建国际关系伦理已是大势所趋。国际关系伦理的重建 ,首先面对的是根据当前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和主体发展需求的变化来理解国际社会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正义概念。将现代现实政治的政治计算与理想政治的伦理判断结合起来 ,并且有志于超越两者局限性的“责任伦理” ,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案。     

兰德客观主义伦理学的理性幻象

客观主义伦理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安·兰德针对20世纪中期一度盛行于美国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情感主义和非认知主义而提出的一种伦理学说.它以人的生命存在作为价值标准,通过强调人的理性本质来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进而提出了人的生命存在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社会原则,同时还强调任何人包括团体或政府都无权首先诉诸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然而,在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客观主义伦理学虽充满理性的激情,亦不乏众多信徒,但由于无法有效地在现实中正当化其基本理念和原则,从而注定了它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     

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外交政策中的悖论

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谋篇布局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中,单边主义遭遇多边合作、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益、普世民主接受民族主义的挑战,使得新保守主义这一强调单边,追求自我的国际政治思潮在不断的实践中陷入困境,构成在指导实践时出现的理论悖论。     

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自治主义

生态自治主义是一种以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为基础的、或者说具有明确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倾向的社会政治理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生态基要主义或生态原教旨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它的政治与政策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与现实世界根本对立或不可调和的性质。但也正是在上述双重意义上,生态自治主义构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激进主义生态文化理论,因为它不仅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或文明的一种彻底批判或意义解构,还是对未来绿色社会或"好社会"的一种大胆的"乌托邦"式想象。     

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伦理思想浅析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基督教现实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分支。与古典现实主义的＂非道德＂取向不同,尼布尔等代表人物在重视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同时,始终强调伦理道德因素的作用。他们致力于在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使其既符合政治利益,也符合伦理原则。这种努力在任何时代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从基督教伦理原则和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出发,通过对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诸层面的伦理道德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形成了系统和独特的国际政治伦理学说。在实践伦理上,基督教现实主义对战争、核威慑等问题的规范性思考,虽有局限性,也不乏重要参考价值。     

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遗憾的是,围绕这一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回应,其主要观点也较少进入国内的政策辩论。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西方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路径与框架,探讨利弊,总结经验,并为今后的研究议程提出建议。西方对该议题的研究存在两个缺陷:第一,"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对立,使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民族主义究竟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还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问题,导致研究框架的僵化和变量选择的局限,削弱了理论观点的完整性与说服力;第二,大量研究试图揭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不关心其具体内容与生成机制,对民族主义的理论成果也较少借鉴,不仅造成议题重心的偏离,更在客观上导致中国作为"特殊"案例孤立于世界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视野之外。只有深入认识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外动力,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文明”,如何植入“社会”——“人文精神—公共政策—社会文明”的战略理念

社会关系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结构,是当前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前沿课题,而社会信任,准确地说,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信任是其焦点,也是社会文明提升的突破口。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正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演进。为此,应当实行"人文精神—公共政策—社会文明"一体化战略,以人文精神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根基,透过公共政策,将人文精神,进而将"文明"植入"社会"。这一战略包括一个理念三大工程,即提出"学会在一起"的理念和口号,增强和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理解力;实施诸群体之间的"社会理解工程",推进伦理信任;实施"生态决策工程",建立"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四位一体的生态性的决策咨询系统,建立公共政策的人文评估机制;实施"底线防控工程",在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质援助的同时,进行精神援助。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逻辑变迁及其启示

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伦理与政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国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历了由"低水平的平均"到"非均等",再到"均等"的变迁过程,其所呈现出的倒U型变迁轨迹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逻辑。这一历史演进逻辑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导向,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转变传统的社会观念,以确保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顺利推进。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协商民主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症结——兼析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遭到了质疑和批评,这与其自身的症结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了"多元"的重要性,但却没有能有效地处理"多元"之间以及"多元"与传统"一元"之间的关系.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协商民主对于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具有特殊的优势.它不仅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增进政策的合法性,而且还能够促进多样性的生成与发展.     

科技-伦理的生态智慧

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科技与伦理,是表征"物理"与"人理"的两种智慧形态。在智慧的层面,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借用宋明理学的学术语言表述,就是:理一分殊。二者"理一"于人类的最高目的与终极价值,"分殊"于人类价值体系中的不同取向和对于世界的不同态度。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以及不同文明体系中,曾历时或共时地存在两种价值霸权,即伦理至上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现代文明的危机,相当程度上是人类智慧的危机。超越危机的重要路径,是建立科技与伦理的生态智慧与价值生态。     

自由的限度——对哈耶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

哈耶克在其政治哲学体系对私域中个人自由进行了坚决捍卫,他对拓展秩序、法治下自由的详细论证折射出智慧的光芒,然而其政治哲学本身却存在内发性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自发秩序与普世理想、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以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理论冲突.     

浅析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柏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分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要思想依据。柏林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兼容和契合,也能作为自由民族主义这种新生的改革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柏林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找到一条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基本学术特征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石斌副教授在《“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概观》(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一文中,从思想方法、理论视域和伦理取向三个方面讨论了英国学派的学术传统、理论特色和演变趋势。英国学派的基本学术特征表现为以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为主流的多元主义思想方法,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三重视角以及非完美主义的情势伦理观,总体上曲折反映了英国等中等强国和部分中小发达国家的独特处境和国际政治诉求。尽管在历史观、政治哲学、本体论、价值观等方面都不无缺陷,国际社会理论在当代条件下仍然具有独特价值。其…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探析(1903-1907)

"民族"一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近代传入东方后,日本、中国的知名人士都依据自己的传统,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创造了"自我"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刘师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即是一例: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夷夏观、西方及日本的集于一体.这表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

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木理念。中国外交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国际主义内涵,促进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也有助于巩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作为迅速发展的国家,需要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摈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担负国际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