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太学与儒术独尊的制度性确立

本文从四个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与儒学在汉代的崛起,太学的产生、发展,太学中教师任用、教材选择、学生考试及录用体现出的太学与儒学的关系,太学在国家文教政策的保证下长期巩固了"儒术独尊",论述"独尊儒术"是太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同时太学及其以后的衍化物如国子学、国子监、书院等教育模式又确立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地位.     

正义明道强国富民——"国际儒学论坛·2007"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12月1日-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7--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以"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为主题,旨在探寻儒家义理,追寻现代价值,以期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来自韩国、日本、美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及中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文庙与儒家文化——以昆明地区文庙为例

文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作为儒家文化的聚合场,文庙将文官集团、文化精英、平民阶层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作为儒家文化的辐射源,文庙为官方向民众传达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提供了平台;作为正统儒学的最高殿堂,文庙传授着正统的儒学,培养了一大批儒家人才.     

论儒家文化的政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或称儒学）为主体包容多元的文化。古今中外，文化为政治服务，中国的儒家文化尤其如此。儒家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当然包括怎样正确地看待儒家文化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及其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一、儒家文化也是政治文化“文化”的涵盖极其广泛。然而从某种意义来说，儒家文化也就是政治文化。首先，儒家文化形成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儒家文化的形成，最初是孔子对宗法社会伦理的概括。所谓宗法，就是血系统治之法。孔子着眼于三代的宗法统治经验教训，即族、…     

汉法律的儒学转向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汉法律迟至唐代才最终完成儒学的进程,但在汉代已有儒学的倾向,诸如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解释法律条文和指导司法实践、儒生注释解说法律条文等。法律是法家理性行政的支柱力量,最初曾为儒家激烈反对,而从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学进程,一方面表明儒家向政治行政领域的积极扩张,另一方面则表明汉行政系统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和消化。     

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儒学的前天·昨天·今天

儒家文化属专制文化专家解析: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儒学在贵州民族地区古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

儒学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贵州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儒学从汉代开始传播，并不断发展，使贵州有识之士能学习儒学、宣传儒学，促进了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论欧阳修、苏轼的“斯文”道统

欧阳修、苏轼的"斯文"道统,是一支在北宋儒学复兴洪流中奋力牵挽内圣与外王的力量。此道统的源起,对欧阳修来说是在北宋文化格局未定的情况下争取机会,对于苏轼而言则因政治处境不利,更添了些迫切性。欧苏道统的"致道"主张为:道本于学;必追随本心,不可图慕虚名勉强求之;道之用在天下,立论太高,止于虚言,则道不可得。此道统之所以隐沦,原因是:对续统人才要求全面,增加了儒生入仕难度;理学胜出后将欧苏道统阐释为"专主文辞",根本不足以成为文化命脉向下延续的正宗;欧苏注重学术自由,不刻意追求师承,无形中令门派自我消解,造成后继乏人的状况。     

日本儒学变革及教育创新的思考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由孔子创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日本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国家,与中国、朝鲜及越南和后来的新加坡统称为儒学文化圈,对传播和发展儒家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为东方文化圈的核心国之一。     

论儒文化的盛世伦理特征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沧桑, 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功过是非成为世人永恒的话题。本文试从伦理学的角度, 回眸儒学在几千年历史中的盛衰命运, 探讨儒学在历史上遭遇颂扬或唾弃两种不同命运的深层原因: 即儒学创立之初的现实与孔子的理想构造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儒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中的的坎坷命运, 而孔子儒学的理论框架清晰表明———儒文化是一种适合于盛世的道德伦理。     

从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看其过去与未来

自从汉武帝将儒学定为一尊后,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在诸子思想中,儒学之所以能成为统治思想,是因为它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逝去,儒学理所当然地退出了指导思想的舞台;在现今的时势下,要想返本开新,重新恢复儒学的思想指导地位,已无可能和必要.当然,儒学所提倡的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主张和原则,在现今的生活中仍可发挥一定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道"、"天道"、"神道"--"新儒学"与现代化之批判

中国儒学的传统文化体系,在理论上应当区分为"文化价值的理念"和"历史表现形式"."仁学"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民本主义的思想、谐和执中的文化哲学和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表现,应是儒学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理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属于人类共有的文化思想遗产的最璀璨部分.但"新儒学"的思想家们对儒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同它历史表现形式的不同内容往往完全混淆.所以,对所谓"新儒学"必须持一定的批判态度.     

儒家思想与罪犯矫正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儒家思想运用于罪犯矫正．有助于提高监狱行刑成效，降低服刑罪犯重新犯罪率，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监狱行刑中，应吸纳儒家思想中教育的各种主张．尤其是注重儒家思想中身教的作用。     

论儒家“生生”理念及其衍生的生命伦理原则

“生生”理念是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起点和基石.“生生”理念衍生出敬重、尽性、和谐三大生命伦理原则.敬重原则,即对生命起源的敬重、对天地间万物的敬重、对天地人相通的敬重.在敬重原则的指引下,悲天悯人,珍重生命就成为儒家的重要思想.尽性原则,即万物各尽其性分.它要求发挥人作为人以及物作为物的特殊作用,使天地正常运转,万物健康发育.和谐原则,即人要顺从自然以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万物繁庶、社会太平、宇宙和谐的良好局面.     

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以古代法和民族习惯法为视角

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一种秩序结构。古代中国在综合运用神、道、礼、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大的法律控制体系;在“天、地、人”之间,王者通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法律控制的效能建立在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礼法结合最初表现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结合,它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精神的凝聚,对于建构一个人际和谐的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给当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CCP's Struggle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People's Daily, 2000–2009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with regard to its social influence and the particular meaning it has brought to China. However, so far,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academic research into the political reasons for this revival at a deeper level. Based on the 228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Daily in the years between 2000 and 2009, a content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how Confucianism was represented in this authoritative official medium.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that Confucianism play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provides a clear lens to observe the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ideology, which is still rooted and based on Marxism–Leninism.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clarifying how Confucianism was pragmatically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ith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its cultural leadership. This state-led promotion reveal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unsecured future.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democracy

To facilitate further debate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Confucianism with Western democracy, this study makes three distinctions. The first distinction is between Confucianism as a doctrine and Confucianism as a state ideology; the second is between the democratic mechanism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e last is among democratic, a‐democratic and anti‐democratic notions. This study defines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democracy, shows their theoretic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s a state ideology and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Confucianism is neither democratic nor anti‐democratic, but a‐democratic, and that, while not an unsurmountable obstacle to democratization, it offers little help to that process.     

一贯与有无——从耿定向儒佛之辨谈起

耿定向从两方面展开儒佛之辨,一、批判佛学自了全归说,提倡儒家费隐一贯说,认为只有本诸吾心而推极天下,才是真正经世出世。只有一生用功,无渗漏处才是儒家全归。二、定向超越佛家空相,认为从有入无是初机了见,从无入有才可以经纶大本,化育天下。从根心不容已处证入,在心体尽头处忘知无意,才可以本诸天则,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直指中源,体用合一。     

日本伦理和谐的形下术

和谐社会的实践，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借鉴，就异文化而言，日本实现伦理和谐的实践值得我们思考。它们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克服排除了儒学虚无不实的因素，强调实际、实用，并以训练为切入口和平台，为道德素质的生根营建了最为切实的基础，昭示人们一个哲理：道德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变革

近代以来，“儒、佛、道”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性哲学乃至教科书的辩证唯物哲学，相继都陷入信任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频现哲学话语危机。所幸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激发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哲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上都具备论说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话语潜质。所谓实践地论说发展，意在回归实践立场，充分汲取“中、西”诸家哲学话语的合理因素，深入阐释扬弃“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实践机理，从构建优良社会生态人手，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提供话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