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监督的完善

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行使不仅关乎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而且也关乎当事人基本权益的保障。对于侦查权的监督就是在保障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制衡配置。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人大、政协、信访、检察、媒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对侦查权的监督网络。但是,侦查环节地位十分显赫,法治理念相对淡薄,违法侦查行为依旧存在,监督体系也存在缺陷,所以有必要通过强化侦查人员的法治观念、完善侦查行为的法律规范、健全公安内部的监督机制、实施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等途径完善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内部监督。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侦查权外部制衡机制

由于侦查权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侦查中心主义的传统,因此对侦查权进行制衡显得非常必要.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打破了传统封闭的侦查模式,加强了侦辩双方的对抗性,其对检察监督职能的强化亦对侦查活动的合法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辩护权与检察监督权共同构筑了对侦查权的外部制衡机制,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侦查法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确保这一机制良性运转,需要转变侦查理念,充分落实刑诉法相关规定,并对相关制衡机制予以完善.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关于我国侦查权的理性思考

通过对我国侦查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发现,我国侦查权在配置、行使、监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改进检警关系,构建司法审查机制,加强对侦查权的指导与控制,才能解决我国侦查权存在的问题,从而确保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论程序法治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获取,而侦查权行使的主要任务乃在于收集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因此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均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但实际上侦查程序及侦查权都对刑事程序运作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是有效遏止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而科学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直接影响职务犯罪侦查的公正与效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笔者回顾了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历史,分析了当前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困惑,并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问题,深入研究了各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在比较研究和借鉴他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和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科学发展与完善。     

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如何构建一种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以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的主要课题。     

侦查措施法治化的演进史：1979～2018——基于刑事诉讼立法的视角

当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确立,法治公安建设和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迎来了新时期、新要求。对于兼负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的公安机关而言,侦查法治化是实现法治公安的重中之重。侦查法治化是将侦查权的主体、对象、具体措施、工作程序等均置于法治的轨道内,受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法律规定的制约。侦查措施法治化则是侦查法治化的关键性环节。法治,即规则之治,当以规则为先。基于《刑事诉讼法》视角,梳理我国侦查措施的法治化进程,结合司法实践,剖析现行法定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以期未来司法适用能有更完善的法律依据。     

我国当前侦查工作法制化问题探讨

侦查工作在查获犯罪的同时又要注重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因而侦查工作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法律来规范侦查行为。通过分析当前侦查工作法制现状,指出我国侦查工作应加强对侦查监督机制、沉默权问题、律师侦查阶段介入问题以及秘密侦查适用制度四个方面的法制化建设。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再论侦查主体——与《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商榷

《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从侦查法主体的视角,提出了不同法律制度下侦查主体的差异问题。侦查法主体的性质,关涉到其法律关系是否适合案侦生产力的问题。法主体的权责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针对侦查组织中的侦查员群体而言的,他们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力要素;二是将侦查组织看成人的结构系统方式,则其表现的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关系。侦查法主体的局限性就在其脱离了事实的视角。法学的立足点是实证,而不是法权,但实证也是有局限性的。侦查主体应该"以人为本",以侦查员为本。     

知情权与侦查法治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侦查工作“透明化”的利弊,既要顺应法治潮流,赋予公众对侦查工作的知情权,又要规定一些必要的限制,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的同时,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侦查行为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侦查行为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它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包括：需求与动机、法律知识、守法愿望、侦查能力等;客观因素包括：立法、体制、群体压力、资源供给等。研究并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法治化意义重大。     

我国"私人侦探"的若干问题

目前,我国各种形式的"私人侦探"或公开或隐蔽地存在人们生活中,而这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冲突.在我国,法定意义的侦查权是不能由私人享有的,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从事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相关调查活动."私人侦探"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不应也无必要设立所谓的"侦探业".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相关办法解决群众需要、市场需求的问题.     

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如何对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传统理论关注微观领域的制度构建时，本文试图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出发来重新探讨侦查权控制的相关问题，并拟从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两个角度来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对新时期我国侦查工作法治化的若干思考

侦查工作法治化是“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内容 ,侦查工作法治化包括侦查程序、侦查措施、侦查体制、取证规则、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法治化。     

股东调查权的思考

股东享有重大决策的权利 ,实现决策权必须实现知情权。股东知情权的实现要通过调查权 ,调查权必须通过选任调查人的方式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