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占有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由于资产的获得与分配在中国一直是以家庭为单元而表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不同性别在获得资产的具体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家庭内部资产占有的性别差异在家庭内部隐含了不平等的要素。同时,资产占有上的性别不平等与农户贫困产生了交互影响。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1995-2005)

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妇女贫困问题研究

民族和性别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权利之一,关注少数民族妇女贫困问题是实现民族和性别平等的基本要求。少数民族妇女贫困问题叠加了民资妇女和贫困概念,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产生缘由减贫机制。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妇女多维度视角下的贫困,从国家和相关部门整体的扶贫规划和实践出发,评价了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贫困区域的扶贫政策,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和措施中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评述和对策性研究。     

解读中国首部“妇女绿皮书”

2006年3月1日,全国妇联与社科院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首部“妇女绿皮书”——《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决策、家庭和环境六个方面对全国和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进行总结、评估,为党和国家进一步制定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大量资料,其中一些数据引人关注。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也取得了较快的提高。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

本研究运用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以期能够客观地反映目前中国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及其地区差异,为制定合理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妇女与减灾

<正>妇女问题作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中国政府也始终把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制订了有关的法律法规、发展纲要和白皮书等,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在教育卫生、营养健康、性别平等和消除贫困等很多方面均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在妇女与减灾方面,在研究与实践层面都还相对薄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     

农村已婚青年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研究——对湖北省8县16乡31村425名青年农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对不同性别子女的家庭作用、受教育程度、夫妻家庭权力和责任、夫妻角色等方面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且对子女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高于对夫妻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平等的角色分工及传宗接代观念仍占有市场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滞后特点。     

妇联在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中的作用研究

文章从背景和依据、职能内容、作用与成效方面探讨妇联在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的作用问题。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参与立法促进法律的性别平等、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妇女的规划中推进性别平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和倡导、在中外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中国妇女/性别平等发展和扩大国际影响、促进家庭性别平等和改善女童发展环境。     

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天津市的调查

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对社会主体推动两性社会性别平等、改善两性社会关系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文章在对社会性别平等认知概念、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理论模型,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天津市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家庭状况、社会参与对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认知影响显著;职业状况变量作为个人特征、家庭状况和社会参与的中介变量对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显著。     

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

性别红利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促进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红利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探析了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潜力与空间,指出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别观念束缚、职业性别隔离、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生育政策是限制现阶段中国实现性别红利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五个方面提出积极释放中国性别红利的战略构想。     

论我国基础教育的性别公平

自从1986年实施《义务教育法》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男女两性不仅享有法律上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且实际的受教育机会也日益平等。但是,在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基础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础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新的问题也在基础教育领域不断出现。本文采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数据,从基础教育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内容以及教育结果三个层次上来讨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性别差异,力图从教育公正以及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说明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贫困农村地区和流动人口中,相当数量的女童的受教育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本文建议,要从政府、家庭以及教育系统本身着手消除基础教育体制、观念以及内容上的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对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生命历程的性别分析

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历程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研究认为,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恶化了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尤其是从夫居和父系继嗣制度不仅使女性在患病后难以获得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而且容易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压力。在艾滋病的防治中,应更关注女性的权益保护。     

Land Distribution in Mao's Investigations: poverty and class struggle

Mao's rural surveys, or investigations as he called them, conducted in the red base area in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between 1927 and 1934, have long been overlooked in the scholarship especially in interpreting the issue of landownership inequality. Mao highly valued the role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vestiga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view of class struggle and to his strategy-making is doubtless. This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reveals that Mao did not establish his macro conclusion of land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on his gathered data, and that landownership concentrations were not so drastic in the red base area as Mao describe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other dimensions of rural inequality, including high debts, rentals, interest rates, and security deposits, appear as the greatest encumbrance to peasants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aggravating class confrontations. This study also argues that the role of poverty is critical in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al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poverty, Mao discovered not only a majority of the people but also moralism to support his revolution.     

将遗属保险引入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现行的养老金制度没有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设计。男性老人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不少老年妇女被置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生存现状堪忧。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的变化使得非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失去稳定性,市场经济增加了子女保障的风险,由于高丧偶率,老年妇女很容易陷入贫困。在中国,有限的遗属救济方式存在制度性缺陷,将遗属保险引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保障老年妇女的经济安全,预防和解决丧偶老年妇女的贫困问题。     

农村妇女发展与闲暇时间的性别不平等研究

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不平等,是社会性别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闲暇时间是一种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是男女两性应该平等拥有与享用的权利和资源。随着农村妇女闲暇时间的增多,闲暇时间已成为影响她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目前在农村,闲暇时间与闲暇生活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现象十分明显,其差异不仅是闲暇时间总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闲暇生活质量与闲暇机会、闲暇心态的差异。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与闲暇生活质量,已成为制约她们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领导力发展视角下的职业女性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研究

职业女性诞生之初就遭遇到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的挑战。尽管知识经济时代两性在体力上的差异对职业选择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小,职业女性的规模与影响力都在持续上升,但由女性双重角色冲突而导致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困难并未明显减弱,不仅阻碍职业女性的高层发展道路,甚至束缚了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本文提出从领导力发展的视角探索职业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策略,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两个角度分析了如何借助领导力效应帮助职业女性走出角色冲突困境、建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机制,同时享受生活的快乐与工作的成就。     

对城市贫困主流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社会性别分析--以一个街道贫困家庭的社会调查为例

城市贫困的主流测量方法暗含一个基本理论假定:“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或者说“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等级均等”。本研究对其质疑,采用“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以一个街道内的“贫困家庭”资料为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家庭内贫困分布存在性别分层现象。结果表明:在调查范围内,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存在性别等级之分,且表现为女性弱势。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脆弱性和其“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场。本研究建议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使其更具“社会性别意识”。     

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

自皮尔斯1978年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以来,女性与贫困的关联研究成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下,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呈现的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全球性现象。具体而言,对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收入和消费维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超越以"女性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的局限性,将贫困问题放置于宽化的性别和其他群体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致贫的原因;针对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女性的竞争劣势性也需要从总体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单一的女性本位的发展干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本文认为,贫困女性化虽然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女性与贫困问题在不同经济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