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渗透与治理

边疆地区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也是国家地缘政治角力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及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思量、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意识形态的抵牾,不断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国边疆地区进行极具政治恶意性的宗教渗透,不但弱化了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而且还解构了边疆民众国家认同,严重妨害了我国国家构建在边疆地区纵深推进.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认同政治”的建构,在提升民众幸福指数和再造政府功能的前提下,维护我国边疆民众的宗教信仰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民族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西南边疆教案

随着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西南边疆教案频发.通过对此区域教案的分析,可以反窥近代以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关系为主线的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特征,具体表现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关系,反洋教斗争队伍的变化及其性质的演变所反映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官绅群体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民众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利用本土教民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而引发民教冲突等,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觉意识在近代的形成过程.     

试论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经略

历史上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即为皇朝中央将中原前现代高度农耕物质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方式等,向西南边疆社会渗透或移植的过程。尽管元以后西南边疆已被全方位纳入皇朝中央的宏观控制之中,但囿于不同时期皇朝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西南边疆处于次要地位民族群体的认同程度的差异,使微观层面无论是社会行为观念、民族治理模式及与内地农业一体化等,仍只是呈现着一种缓进或渐变的融合过程。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之关系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一是"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心"(中国内地)之间非常松弛、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变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二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及其发展。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显著成就,推进了"边陲"与"中心"双方关系的发展,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殖民利益驱动下进行狂热的云南考察的"云南神话"时期、冷战政治影响下认识和研究的衰减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热潮兴起等三个阶段。由于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和政治干扰,因而前两个阶段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加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众多的民族和复杂的边疆历史,吸引了西方一批新型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视野宽阔独到,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水平跃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相容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相容性,体现在:后现代形成的多元文化观念拓展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空间;后现代增强了文化资本也增大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写作动力;后现代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创作新环境。看到这种相容性带来的机遇,可以更好地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实现合而不同、多元共通的文化交融。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

在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中,庄?入滇是华夏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件,但是从荀悦的《汉纪》开始,出现了历史文本书写的差异,庄?入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悬案。到了现代,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就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西南边疆发展的历史而言,对庄?入滇问题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同时对庄?入滇的真实性、时间、战略目的、进军线路和驻留原因问题进行辨析,将丰富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推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     

近代西南边疆的抵货、进口替代与商品流向变动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权的维护与声张,前期针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发生了抵制英货及对大锡矿品的利权维护;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西南边疆的对日抵货也愈趋坚定。其间,由抵货衍生的国货运动,则使"进口替代"成为其时西南边疆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先是有以内地国货对洋货的替代,之后则进一步演化为本地土货对进口的替代。而上述诸般,也都同时引致了西南边疆进出口商品流向的变动。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庄蹻王滇和庄蹻王夜郎新证

庄鐈王滇和庄鐈王夜郎,是一次关系重大的历史事件,勿论是就西南边疆的开发而言还是就巩固祖国的版图而言,都有着积极的不可泯灭的意义。庄鐈王滇和庄鐈王夜郎及其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加深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不可分割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客观上为汉武帝统一南中设置郡县创造了条件。从此,西南边疆成为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人司马贞撰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边疆与积极防御战略的转换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利益边疆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家传统的领土边疆,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边疆具有超越性、建构性和融合性等特点;利益边疆是一个有着多层次复杂结构的整体系统,它体现为高边疆、深边疆、信息边疆等等;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边疆,我们应该把传统的领土边疆防御观转换到利益边疆防御观,积极建构国家利益边疆的防御能力体系,探索利益边疆防御能力体系的运用方式。     

经略西南:岑毓英的思想及实践(1865～1885)

本文对清末“同光中兴名臣”岑毓英的边疆建设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其经略西南边疆思想与实践对于晚清时期西南边疆省区的民族经济开发、教育文化进步及巩固边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之新发展

正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发轫,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学者共同努力、推进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2008年,云南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点,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

在"剿匪"与抗战的特定时空中,基于特定利益与共同目标的考量,国民党中央与西南边疆地方当局在推行币政过程中,发生了多元互动的奇特效应。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流通货币呈现出一种紊乱状态,国民党中央在西南边疆推行法币、整理金融过程中,国民政府通过整理四川地钞,平定渝市金融恐慌,推进滇黔法币流通,将国民党中央金融势力渗透至西南边疆,强化了国民党中央金融控制力。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既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取得双赢的结果,又隐现双方存在利益的博弈,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合作与互利、冲突与渗透、控制与整合的多维样态。显示出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过集中金融控制权强化对政治、经济及军事的话语权,隐射国民党中央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多重面相。     

党建引领边疆治理的云南实践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边疆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0月14日到16日,全国党刊记者、编辑深入云南多地采访调研,解码云南推进边疆治理、展现国门形象的创新实践。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与越南、老挝、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