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不断试图从学理上解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态,挑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从所谓的"民族主义"、"全球史"、"新清史"的视角重新构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边疆理论,从而进一步加深其"汉人中国"的偏见。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应该被中国学界予以回应,而且应该注意到,客观认识历史上中国边疆形态的多样性与连续性特点,应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演变的自身实践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与体系。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忆九三先贤方国瑜先生

<正>他是纳西历史文化之父,是西南边疆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民族史泰斗,是滇史拓荒一代大师,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开创"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学说,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1903-1983),字瑞丞,云南丽江人,纳西族,现当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云南九三学社组织早期领导     

近年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之新发展

正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发轫,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学者共同努力、推进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2008年,云南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点,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边缘文化主流化中的妇女--明清时期的云南"列女群"

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和文化的边缘地区,明代以来在国家政治进一步一体化的过程中,边缘的云南文化在汉文化的改造、重构下被整合进文化主流中。作为云南地方文化承载者的妇女人群也成为这场文化改造运动的重点塑造对象,其结果,就是在明清云南地方志书中出现了包括节妇、节孝妇、贞女、烈女、慈母在内的数以万计的"列女群"。这一特殊社会人群在云南历史中的存在,被赋予了深远的文化意义。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云南建设国际性信息枢纽的网络边疆内涵探析

中国近年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继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云南时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之后,2011年12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云南省政府共同签署《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明确提出支持云南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性信息枢纽。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和国内外反对势力干扰加剧的态势下,桥头堡战略推进的要旨不仅在于深层次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关乎西南边疆政治稳定、民族地区和谐进步和相邻各国共赢发展等主题。云南在桥头堡战略中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性信息枢纽蕴含着深刻的网络边疆内涵。     

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

南诏是祖国历史上,曾与唐王朝共存一百六十余年的地方政权;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南诏不仅在云南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上承汉晋,下启元明,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唐朝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政权,对唐朝的政治也产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

中国的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部分具有特殊性的,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对该特定区域进行治理的基础上界定的。生活于边疆这个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的人们,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社会。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与国家核心区的政治具有明显区别,因而可以界定为"边疆政治"。随着人们对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和意义的逐渐自觉,边疆政治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上的边政研究就是其典型。在近年来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其治理的地位和意义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而也凸显了边疆政治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为了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边疆政治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明确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并厘定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     

近代西南边疆的抵货、进口替代与商品流向变动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权的维护与声张,前期针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发生了抵制英货及对大锡矿品的利权维护;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西南边疆的对日抵货也愈趋坚定。其间,由抵货衍生的国货运动,则使"进口替代"成为其时西南边疆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先是有以内地国货对洋货的替代,之后则进一步演化为本地土货对进口的替代。而上述诸般,也都同时引致了西南边疆进出口商品流向的变动。     

科技扶贫是边疆建设两个文明的有效措施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疆的山山水水哺育着边疆的各族人民,各族人民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浪潮进一步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和进步。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首届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高端论坛暨“中华民族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6年12月,由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思想战线》编辑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首届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高端论坛在昆明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成都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广东海洋大学、重庆市委党校,以及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20多个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齐聚一堂。开幕式上,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国家民委民族理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晚清政治学学科史研究述论

晚清民国是近代中国学术体系转型与知识体系转换的关键时期,西方政治学的引入则是这种变动的知识性基础。但是我们在对新世纪以来晚清政治学学科史研究成果稍作梳理后便不难发现,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充分,存在的问题与误区也较多。已有研究片面强调日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影响作用,忽视了日本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互动与差异。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除了要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必须重视西方政治学的本土化过程,并反思这一过程中学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     

铁笔铸史的礼赞——重读方国瑜和《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

<正>方国瑜(1903-1983)字瑞臣,云南丽江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方志学家,是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的奠基者,被学界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腾冲城虽然仅是弹丸之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却极其重要。这里,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战争的惨烈及全歼日军而闻名天下。这里,从1942年5月10日沦陷到1944年     

云南民族节庆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

云南是全国世居民族最多、特有少数民族最多、民族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省份。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将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并把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作为桥头堡建设的战略定位,标志着云南民族地区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发展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此背景下,处理好民族地区节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