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益分析

城镇房屋拆迁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在众多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被拆迁人处于弱势地位,其利益处于政府利益和拆迁人利益的双重挤压之中。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居住权、土地使用权、知情权、异议权等权利不能得到很好保护。在权利救济的渠道方面,由于行政救济的非公正性、司法救济的不可依赖性及自助行为的非效率性,被拆迁人权益处于弱保护状态。     

公民财产权利应优先于国家行政权力——从城市房屋拆迁看行政法上的缺失

城市房屋拆迁既涉及到被拆迁人、拆迁人、社会公共等诸多利益,又牵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诸多领域,也影响到被拆迁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民事财产权利等许多方面权利.而长期以来,有关拆迁的行政法规的缺陷和不足已严重影响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立法、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的缺失,但更重要的是缺失公民财产权利优先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法治理念.     

论拆迁程序保障的完善

拆迁悲剧发生的原因不仅在于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拆迁程序的不合理,忽视了被拆迁人的程序保障。基于实现拆迁中利益平衡的理念,应完善拆迁程序保障的具体措施,即强调裁决者的中立性、被拆迁人的参与和充分的司法救济。     

浅析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益保护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最近几年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拆迁中的被拆迁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城市拆迁中被拆迁人的利益保护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分析被拆迁人利益保护现状及现实立法中存在的缺失,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放程序存在欠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相冲突,缺乏公益目的和纯商业目拆迁的区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被拆迁人利益的建议.完善拆迁许可制度,明确房地产开发商责任,完善拆迁房屋价格评估制度.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以保护被拆迁人私有权利为视角

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是涉及到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及被拆迁人三者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进行审批,这是整个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第一环节。因此,房屋拆迁许可行为合法、公正与否直接决定拆迁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被拆迁人的私有权利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而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制度还不够完善,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制度。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法律建构——以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缺乏为视角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拆迁矛盾而导致的拆迁行政争议越来越多。面对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非法拆迁行为,处于弱势的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不顺畅所导致的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发生。预防性行政诉讼与保护被拆人所亟须的司法救济途径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现阶段建立起事前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扩充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以此避免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救济途径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城市拆迁法律问题之分析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拆迁也成为一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城市拆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冲突.修改<拆迁条例>中与物权法相冲突的条款迫在眉睫,只有规范拆迁行为,化解拆迁中的利益冲突,才能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并且让处于弱势群体的被拆迁人也能享受到城市化的实惠,实现政府利益、拆迁人利益、被拆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     

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宪法保障

房屋拆迁,既关系城市规划的具体落实,又关系到国家,开发建设单位,被拆迁单位及亿万城镇居民的利益,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新宪法出台后,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宪法的保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公民高举宪法文本捍卫家园的故事。从我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府角色定位模糊,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和人权的漠视;二是拆迁人滥用公共利益侵吞私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三是拆迁补偿不公平,民怨很大。     

由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防范机制

目前,由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其原因主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缺乏公正性、合理性,不能维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政府行为中存在不规范、违法现象;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没有推向市场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初层次和深层防范机制。     

城市房屋拆迁与补偿中的政府责任

城市房屋拆迁是个系统工程。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包括三层内涵: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拆除房屋、居民迁移到别处,而政府对此一直发挥着直接的作用,行政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当前应主要就拆迁行为群中的原因行为进行规范,同时,针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类型化趋势,应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厘清政府的拆迁补偿责任,以公正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评述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控制

紧急状态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因而行政紧急权力的动用在特定情况下也就同样不可避免。但是何为行政紧急权力,为什么要控制行政紧急权力以及如何控制行政紧急权力,这些关乎行政紧急权力有效运行的重大问题,伴随着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学者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基本属性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行政紧急权力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和控制路径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控制是根本途径。     

论行政合同的价值冲突

行政合同既是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经济社会的产物 ,又是运用契约形式控制政府权力的手段。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相悖形成了包括行政单向与双向合意之间、行政优先与契约平等之间、依法行政与意思自治之间、合行政目的性与利益交换原则之间的价值冲突。要调解价值冲突就必须加强法律控制 ,强化程序规范 ,加强制度创建 ,适当扩展契约自由的空间 ,平衡经济利益 ,建立行政契约救济制度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论重塑我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当前,人民检察院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十分尴尬。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目前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为适应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必须重塑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以确保检察监督原则在制度上得以落实和保障。加强诉讼监督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解决此问题的两种有效途径。     

论对资助行政行为的控制

给付行政作为现代行政的一项基本职能,虽然不同于传统的规制行政,但亦应遵循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给付行政大致可分为供给行政、资助行政和社会保障行政等领域。以资助行政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资助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从资助资金、资助规则、资助程序以及对资助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角度,分析对资助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以促进该领域的法治建设。     

行政规章与西部开发

西部开发必须沿着法制的轨道进行,保证开发活动有法可循。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西部开发法出台的情况下,有必要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规章的规制作用。在制定行政规章的过程中,要注意使行政规章在西部开发中起到前瞻性、试验性、适应性的作用,以体现行政规章在西部开发中的法律规制作用。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行政补偿法制的完善

本文讨论了"人权入宪"的含义及其对行政补偿法制发展的影响,私有财产权的理念及其法律保护路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国行政补偿法制发展路向等重大现实课题,提出了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和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构想,旨在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法制提供参考.     

程序违法撤销与重作行政行为的限制

行政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撤销后,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个制度存在着前提不正确,忽视程序独立价值、诉讼价值、原告利益和利益平衡原则等缺陷。这种无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制度和理论应当受到一定条件和范围的限制,主要有:事实限制、法律规范限制、程序限制、权力限制、判决限制和违法限制。行政诉讼制度应据此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正在草拟的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也应规定这些限制规则。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     

行政复议答辩书写作新探

随着《行政复议法》的施行和《行政复议条例》的废止，行政复议答辩书的制作与要求也随之产生变化，表现在制作前提条件的不同，是否为必备文书的不同，以及制作该文书的法律责任的不同。该文书的答辩理由主要采用反驳的方法，同时也有别于一审行政答辩状的答辩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