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交流看中国传统文化

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趋势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流动。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东方文化圈”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丝绸之路”等渠道向西方传播，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直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正是通过交流，经过冲突、消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只有在不断扩大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文明文化冲突语境里的益阳文化

文明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他们的冲突在所难免,现代文明对文化的精进有巨大贡献,但对传统文化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构成文明与文化冲突的基本内容,一种平和中庸、安分守成的益阳传统文化,从近代工业文明开始衰微,而新的文化特色远未形成。在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中,人们应该有所作为。     

一维文化视角--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思维囿限

中国现代化运动肇因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因而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基本课题。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同题的认识无不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然而，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上的比较论争，却都不免非中即西的偏颇，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丁一维文化视角的思维误区，从而难以达到对中西文化的正确认识。     

试析“文化——文明”传统的两条脉络

作为西方思想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文明”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由于社会历史情境的显著差异,德国形成了与英法式民族主义判然而别的文化民族主义;新兴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从德国历史记忆与民间文化中采撷华英,力图挖掘和建构起德国文化的民族性,这一思想的历程既关联着对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反思,也开启了一种富有批判意识和建构力量的“文化——文明”传统.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是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反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开启了影响深远的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哈曼和柯勒律治的个案分析,则说明了“文化——文明”传统两条脉络间的关联互动.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研究述评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论争、“东西文化”论争和“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等几次文化争论。历史证明,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问题,才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对话;关于文化反思的反思

▲甲:近几年的文化讨论对中外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多方面的反思,曾几度形成所谓“文化热”。现在这文化热似乎已经不太“热”了,该冷静地进行一番总结,来一次关于文化反思的反思了。     

一维文化视角——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思维囿限

中国现代化运动肇因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因而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基本课题。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无不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然而，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上的比较论争，却都不免非中即西的偏颇，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一维文化视角的思维误区，从而难以达到对中西文化的正确认识。这里所说的一维文化视角，是一种宏观的文化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元文化观，两者的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一维文化视角，主要是从文化研究主体或文化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出发，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是一元的，是单线发展的。用…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全球文化与中国文化——文化讨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自洋务运动起,直至今日仍争论不休。它包括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许多学者试图以体用的概念来摆布中西文化各自的位置,于是先后出现过“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及“西体中用”的文化观。这些观念表现为两个极端,即固守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中心说”和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说”。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细察,便不难发现原来这些讨论都受机械的两分法思维的影响,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实质上便是中西文化的抉择问题。而这种抉择无论绕多少圈圈,都不可避免地落入“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框架之中,从而导致文化讨论“几十年一贯制”的局面。     

“浙商文化与经济文明”专题笔谈 从经济反思到文化反思

如何让文化与经济文明共融共生？浙商文化和商业文明如何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不久前，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文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华商联合促进会共同主办的一场以“文化的力量——浙商文化与经济文明”为主题的论坛给人们带来了一场深度的脑力激荡。嘉宾们围绕“从经济反思到文化反思”、“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等作主题演讲，本刊特选取部分领导专家文章组成专题笔谈。     

浅谈道家中的“和谐文化”渊源

一、道家中的和谐图景是建设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渊源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传统相承接的,道家中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特     

"以人为本"的中西传统文化精神之辨析

“以人为本”成为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个时代主题。从历史上看,这一理念由来已久,在中西文化中都有所体现。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中梳理出“以人为本”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辨析各自独特的内涵与基本精神,总结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历史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从分析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冲突入手,探讨在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三条原则,即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大文化民族主义,既不能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也不能过分强调本国文化最优,排斥外来文化;坚持中庸之道,兼收并蓄。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对西方文化中重法制,重理智,尊重自由、平等,敢于创新、自立的价值取向充分肯定,同时摒弃极端个人主义、重利轻义、审美低俗化等消极倾向。     

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与"以德治国"

邓小平同志的文化建设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即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成果 ;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这一理论十分重视道德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 ,对在当前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和治国原则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现实与“以德治国”邓小平指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 ) 实事求是 ,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传承与创新——基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思考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回归了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为冷战后世界政治框架的重建提供一种文化模式。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主要内容包含文明范式、文明冲突论、文明调和论,批评了把西方文明看做普世价值的观点,进而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文明的本土化非常重要。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非常重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现代化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批判的传承中创新法院精神文化建设——兼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数千年的风雨洗礼，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山西这样一个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我国“司法鼻祖”皋陶诞生地的地方，不仅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文化，还有着深厚的司法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德礼融于法”的重要特征和追求秩序、注重和谐的内在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如何科学把握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契合点，在批判的传承中探索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子和方法，是我们在推进现代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认同历程——“五四”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关于"五四"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凸显出来,并引起长期而热烈的争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五四"启蒙者在经历了由否定到回归的痛苦反思后,将目光重新焦聚到传统文化,并在这一回归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以新的身姿,用新的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民主"与"科学"语境中进行了重新评估和审视,进而在此基础上积极创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中国社会转型:路径、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变迁

中国的崛起植根于其正在加速的社会转型.近代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有复杂的引起“冲突和转变”的内外因素,也有文化与文明的多重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博弈；其路径选择既要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所制约的自身特色.中国当代全球化进程的社会转型,需要在改革实践中化解文化的特殊性与文明的普遍性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速度、方向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这里需要的是开放包容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发扬光大、东西方文明的相济融合,是本土文化对世界现代性文明的回应超越,是多元文明的互补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根基

根植于本土优秀的传统法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时间浸润之下因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而被赋予了新内涵和新使命。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传统中国“德法互补,共同为治”,“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源泉”与传统的民本思想,以及抓“关键少数”与古代中国“依法治官”这三大方面存在暗合与差异。这启示我们既要彰显文化自信,更要辩证对待传统文化。在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前提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处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辩证关系,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是根基,锚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前进的正确航向;坚持从文化的深厚历史纵深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夯实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拓展人类文明新图景提供了根本途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在实践层面不仅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支撑,更具有强烈的世界视野、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