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分野下的公共行政理论变迁

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公共行政把自身看作一门技术、一种科学、一种无异于私营部门管理的管理;公平导向下的公共行政则更为关注公平价值,并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参与性、民主性视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正是这两种取向的矛盾与博弈,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效率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公平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公平与效率价值的整合统一,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新公共行政学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     

论公共行政价值对合法性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僚制成为现代组织的基本形态，“效率”是公共行政组织的核心价值目标。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节奏日益加快，传统的官僚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分权、市场化、引入竞争部分地解决了政府的效率问题，但却没有解决人们对“公平”、“正义”强烈的需要，“新公共行政”提出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应把正义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公共行政价值的嬗变实质上是对合法性要求的一种回应。     

电子政府的公共行政价值追寻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运行原理、实现机制和具体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成为推动政府管理变革的动因,而且对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信息化与行政变革的大背景下,电子政府的兴起与发展为实现以人为中心、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创造了条件。     

倡导社会公平 构建和谐社会

19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开始对以效率和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公共行政质疑,进而发动了新公共行政运动。新公共行政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核心,对政府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公共行政学述评

新公共行政是公共行政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它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新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壮大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完善。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也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现象十分重视,提出公共行政正义观,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行政改革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的重要环节,把增进社会公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也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现象十分重视,提出公共行政正义观,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行政改革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的重要环节,把增进社会公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从效率到民圭——公共行政价值的演进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信仰和依托。整个公共行政学的演变都是在一定的公共行政价值的指引下，不断的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所选择的公共行政价值是不同的。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出公共行政学中从效率到民主的演进过程。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价值的重塑——解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

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主张一种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行政理论。效率和政治回应性是行政价值的两端,过多重视效率会带来回应性的缺失。与政治回应性同一端的公共行政价值注重公共行政的公正与社会公平,强调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解读《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可发现弗雷德里克森如何重塑公共行政价值。     

论新公共行政中的公正与社会公平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对公正和社会公平的追求,认为实现正义和社会公平恰恰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结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理论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现实价值。对我国政府管理的改革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论新公共行政中的公正与社会公平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对公正和社会公平的追求,认为实现正义和社会公平恰恰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结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理论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现实价值.对我国政府管理的改革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论新公共行政学——与传统公共行政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剧减，由此而来开始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质疑，认为其有局限性，并时其提出了挑战。从而发动了新公共行政运动，并形成了新公共行政学派。本文试图将新公共行政与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比较，讨论其理论创新之处，与此同时，也指出其自身的不足之处。     

社会公平: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诉求

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其价值诉求发生了显著的阶段性转换,它逐渐突破了狭隘的工具理性层面跃升到更具伦理色彩、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终极关怀高度。公共行政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诉求,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这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政府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依托。实现公平行政,既是一个建立公正制度体制的过程,同时亦是一个哺育、塑造与提升公民的德性精神的过程。     

分离、竞争与融合:理解公共行政范式变迁的新视角——基于“民主”与“效率”的互动关系

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关于其中"民主"与"效率"关系的讨论就从未停歇。从完整意义上来看,公共行政大致经历了六种范式的转化,即前公共行政、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以及全球治理等主要时期。对公共行政发展时期进行重新划分,探索"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分离、竞争与融合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新公共行政的民主行政观探析

本文集中探讨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内涵,认为公共性是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平是其核心内涵;而实施组织变革,建立动态的、以服务对象为重心的组织形态是实现民主行政的组织基础。文章最后还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行政哲学: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

针对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知识品性、知识功能以及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的怀疑态度,文章论证了行政哲学在何种维度、以何种方式,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何种知识基础。行政哲学在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支援性和引导性的知识维度,构成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从行政思想史以及行政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行政哲学至少能够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类别的知识基础。行政哲学主要通过反思思想前提以及一系列范畴和原理,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知识基础。     

新公共管理浪潮涌动下的政府绩效评估--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绩效预算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H．G．Fri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政府公共部门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目标。     

寻求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从公共行政学发展史来看

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是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古老的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寻求效率与公共性之间平衡的历史.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效率与公共性研究取向之间都存在着紧张关系,并在研究路径上表现为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新公共管理在处理效率与公共性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限度.只有超越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的抽象对立,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变迁及启示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3E”和质量取向,现正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处于“双重变迁”阶段的中国,公共行政价值面临着多种形态并存、多重选择困境以及碎片化等特征。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确立,应在分析适用条件和范围的基础上,对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进行选择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