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开局之年对“本土资源论”的几点思考

"本土资源论"这一法学理论模式由苏力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在当时法学界引起一次"本土轰动",当然也不免引起一片商榷之声,但这都无法抹杀这一理论的"范式价值",甚至时至今日都具有一种前瞻性意义。值此司法改革开局之年,笔者试图重新解构"本土资源论",对"本土资源论"展开评议及论述,并试从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法律多元与法律一元、法律生成与法律移植几个向度探究中国司法改革应有之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全面阐述了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形成了丰富、严谨的司法改革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邃的理论内涵,其以创新性为统领、以人民性为根本、以科学性为内涵、以实践性为导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理论与司法改革实践的创新发展,必将在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发挥指引作用。     

能动司法的模式与方法

能动司法命题的提出及其争议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当下法律人尝试着建构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司法方法与司法模式的努力,而且也反映出当下中国司法/法治只有在与西方法律话语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建构自己的法律命题与法治理论。无论能动司法的命题最终能否成为撬动中国法律发展逻辑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它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观察中国司法改革以及型塑中国新司法的一次机会。面对一个多元且又断裂的转型中国社会,如果能动司法能成为中国司法的一种新机制的话,那么它不仅要建立在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的基础上,而且在司法方法上也应更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     

新的法律虚无主义之批判——基于民事司法的视角

古今中外均曾有过形形色色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一度盛行完全否认法律作用的法律虚无主义,使得中国社会全面陷入了"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的观念亦已初步深入人心。然而,近些年来,在我国民事司法领域却悄然出现了新的法律虚无主义倾向与实践,集中表现为轻视、否认、虚置立法权威与法律规范的"违法司法"与"法外操作"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虚无主义,倡导在严格遵守现行立法与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适度地能动司法,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原则不可动摇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王胜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几点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一个科学系统，不仅包括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规范、司法组织、司法机构、司法程序、司法机制、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力资源体系，而且包括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司法理论、司法政策、司法文化、司法保障等丰富内容。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体系构成。一是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组织以及规范司法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     

从“本土资源”中汲取养分——议基层司法机关文化建设

北京大学苏力教授在1996年出版了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该书对法学界认识形成很大的冲击。本文认为书中所提"本土资源"的利用对于基层司法机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文化、传统存在差异,法律并非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根植于当地文化的活的规则,所以各基层司法机关在文化建设中可以从当地的"本土资源"中汲取养分,形成特色司法文化。同时本文也尝试论述本地特色文化对司法文化的影响,是为抛砖引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初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司法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在反思国内外各种司法理论并借鉴其科学成分的基础上,我国基本形成了概念明晰、系统完备、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体现社会主义司法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的司法理论体系。从理论认知与实践导向的双重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划分为核心理论与基本理论两大层面,核心理论包括司法本体论、司法价值论、司法政策论、司法程序论、司法文明论,基本理论包括司法制度论、司法职业论、司法模式论、司法改革论、司法公信论等。     

法律体系形成背景下能动司法的新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司法发展的历程,对于如何实施法律,一直存在着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在我国,经过近年来的热烈讨论与深入实践,坚持能动司法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必须深化能动司法的     

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资源与制度构建

恢复性司法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刑事司法实践,并逐渐成为影响传统刑事司法的重要司法范式。恢复性司法是在反思传统司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可以弥补传统刑事司法过于对抗、忽视被害人等缺陷,从而迅速风靡于西方国家。我国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刑事司法制度与实践,都存在着契合于恢复性司法的因素。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有必要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本土资源,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     

浅论司法潜规则——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为视角

法治是指对公共权力的法律控制，也是指以法律规则对社会的规范化治理。潜规则的盛行，是法治的异化，也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块绊脚石。导致司法潜规则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从正义价值出发，简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与司法潜规则的相互影响，以及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价值冲突与平衡，我们该如何对待司法潜规则。     

司法的悖论——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探究

针对当前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一对主要矛盾,即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所展开的争论进行探讨,试图以内在的视角考察西方司法制度的历史,揭示作为司法手段的司法的精英化与司法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的张力,进而阐明西方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和谐并使之共同服务于司法的目的,即公正裁判维护社会正义.而对于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来说应当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弄清司法之目的基础上应当以内在的视角考察中国当下的司法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寻找作为人类共识的思维方式之中的共性.     

试论司法的一般规律及中国独具的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是人类司法活动所内含的必然趋势和特征，它具有独立性、公正性、公开性、效率性和终局性等特征。受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制度、社会发展阶段及司法官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司法制度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我国司法除了应遵循人类文明法治社会共有的司法规律外，还必须遵循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三个至上”、接受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以及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等中国独具的司法规律。     

通往司法权威的路

中国正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如何创新性地借鉴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乃至外部文化,以完善自身的变革,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式司法权威能否或应否在中国扎根生长,是一个需要深层次分析的问题。首先,要对西方司法权威形成之原因进行探索;其次,就要对中国本土尚未形成司法权威的成因进行探索;最后,基于以上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对如何在和文化背景下打通具有特色的甚或超越西方法治化的司法权威之路进行探索。     

浅议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

能动司法是在借鉴西方司法制度与考察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司法理念。由于其在提高司法效能、促进司法正义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已经受到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在理论推导、实践需求、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研究,对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度的能动司法进行探析。     

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台湾的张伟仁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卡迪司法”的命题并无确据,中国传统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的类型。本文认为“卡迪司法”的命题成立,中国传统司法基本上属于“卡迪司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观念,涉及如何把握法律的中西古今之维问题,也涉及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方向问题。当代中国法治应划分为三个维度,民生、民权和民心,它们分别与经济系统、政治领域和中国文化相对应,前两者是古今问题,重在现代的制度建构;后者主要是中西问题,重在复兴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刑事司法规律

规律是支配事物发展过程的自然的、固定的因素.司法是人类社会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的活动.司法规律是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表明人类司法制度发展需要经历从无到有,从野蛮到文明,从专制到法治的发展过程.刑事司法规律是司法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法治社会的刑事司法应当实现公正审判和采用正当程序原则,司法公正是刑事司法的价值,正当程序的一系列原则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社会转型中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定位与价值维度

案例指导制度是司法改革对社会转型提出的时代课题所作的理性回应,是我国司法现代化的生成之物。它是基于审级监督权对法律适用进行规范的司法制度,不是司法解释形式,也不是法律补漏路径,更不是法官造法的壮举。案例指导制度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下彰显着司法法治机制的运行规律,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获得法治信仰的可靠途径,是各级人民法院提升司法能力的有效手段,也为预防司法腐败配置了合理的保障措施,是完善上下级法院之间审级监督法治机制的关键环节,并且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本土样本,其价值是多维度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乃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党治下的司法——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执政党与国家司法关系之构建

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司法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控制国家司法权,但不干涉具体案件的审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来推动现代司法制度的建设,同时利用司法审判来完成执政党对社会的改造,南京国民政府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处理自己与国家司法的关系的。这一思路在实践层面给创建中的现代司法制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

中国司法近代化与治外法权问题紧密相关,调查法权委员会及其报告书是近代中国撤废治外法权的一个阶段性标志。通过考证调查法权委员会组织的前后经过,对作为调查结论的报告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该事件强化了近代中国自学习西方法律和司法制度以来一直存在的为废除治外法权而改良法律和司法的论证逻辑;导致了在此之后发动民众,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法律和司法事务的先河,从而对中国法律和司法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