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兼论法官的法治思维之塑造

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官的思维关系到司法案件能否公正裁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重视法治思维、尊重法律规律是法官思维培养的必然趋势。法官的思维选择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现实背景下,法官应当克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增强对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遵守。     

发挥法院职能优势,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用他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近年来,周玉华院长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发挥司法的功能作用,大力弘扬以规则意识、权利意识、诚信意识、司法终局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精神。作为司法者,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责任,通过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司法行为等方方面面的工作,着力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培育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要坚持"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原则,是法治精神的统领。在所有社会规则中,法律应当是最基本、最有力也是最高的规则。如果不承认法律至上,就是认为还有高于法律的规范,法律工具主义和虚无主义就难以避免,法律随时有被变通和虚化的危险,社会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初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司法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在反思国内外各种司法理论并借鉴其科学成分的基础上,我国基本形成了概念明晰、系统完备、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体现社会主义司法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的司法理论体系。从理论认知与实践导向的双重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划分为核心理论与基本理论两大层面,核心理论包括司法本体论、司法价值论、司法政策论、司法程序论、司法文明论,基本理论包括司法制度论、司法职业论、司法模式论、司法改革论、司法公信论等。     

概念与机制:司法公信的价值分析

引言"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作为法律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司法亦是如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民法院工作在不断发展进步,司法公信力也在逐步提高。但是,民众信任和信赖司法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形成,司法公信力还不够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人民法院肩负着确保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任务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对人民法院树立司法     

“能动司法”及法治论者的焦虑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所倡导的能动司法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法治的目标。因为能动司法在总的方面松动了规则与程序的严格性,其理论导向是消解法治。我们必须看到,能动司法应该是附条件的、具有方法论属性,如果存在确实需要"能动司法"的场景,也必须要服从宪法法治至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或理念。     

司法意识形态:能动与克制的反思

能动司法在中国有多种意义,但其基本的含义是超于法律和职权进行司法活动。能动司法因与法治的基本要求不吻合因而不宜作为司法理念,只能作为法律方法层面灵活处理案件的姿态。能动司法不可避免,但对其不能放任,而应该约束。最近提出的能动司法得到了很多赞赏,接受程度很高,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然也是值得警惕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能动司法会不会冲击这一方略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我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经不起能动司法的折腾。     

努力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

一、深刻理解基本内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蕴涵着丰富的法律哲理和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含义。(一)"公平正义"明确了司法工作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则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习总书记这一重     

论新时代司法工作现代化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司法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司法工作更加坚定地迈向现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工作现代化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党的领导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工作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其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强劲的政治动力。以人民为中心是司法工作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司法工作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与动力源泉。推进司法工作现代化，在方法论原则上，要注重把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在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的统一。     

法律体系形成背景下能动司法的新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司法发展的历程,对于如何实施法律,一直存在着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在我国,经过近年来的热烈讨论与深入实践,坚持能动司法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必须深化能动司法的     

能动司法的模式与方法

能动司法命题的提出及其争议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当下法律人尝试着建构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司法方法与司法模式的努力,而且也反映出当下中国司法/法治只有在与西方法律话语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建构自己的法律命题与法治理论。无论能动司法的命题最终能否成为撬动中国法律发展逻辑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它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观察中国司法改革以及型塑中国新司法的一次机会。面对一个多元且又断裂的转型中国社会,如果能动司法能成为中国司法的一种新机制的话,那么它不仅要建立在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的基础上,而且在司法方法上也应更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     

程序公正的价值——兼议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冲突的解决

实现公正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在我国推进法治建设的今天,尤其是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剧烈冲突、客观标准剧烈变动,对于实体是否公正不好判断的情况下,程序上的公正就尤为重要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应有正确的价值选择以期实现司法公正,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法律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社会不公多与法律制度不公有关。完善法律制度,保证立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实现以体现公正价值,体现民众意愿,适应社会发展的良法之治。同时还应该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亲情正义与规则正义的冲突与调和——基于亲情案件引发舆论争议的思考

亲情正义与规则正义的立论基础不同,导致涉亲情案件中依法律规则的裁判结果与社会的情感评价可能冲突。亲情正义强调亲情伦理,思考问题充满感性和区别对待,更注重亲情带来的义务要求。而规则正义强调法律至上、理性思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注重平等对待。为弥合二者冲突,借鉴不同地方的法治经验实属必要。立法和司法也应更积极回应亲情正义的要求,清晰界定涉亲情案件中对事、对人的适用范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如此方能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合理互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义解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法治基本理论、法治推进方略、法治重大关系等三大理论板块。在基本理论板块,明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法治中国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在推进方略板块,明确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专业力量和群众力量相融合,坚持抓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结合。在重大关系板块,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改革与法治、政策与法律、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维权与维稳等一系列关系的方法。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法学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政治法学的中国风格,是政治法学的中国化表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一门课程,也可以培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在法学体系中的位置可以得到清晰的界定。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课程设置与法学体系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雏形;在西方国家的课程设置与法学体系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对应物。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把中国的法学体系悬挂在中国政治的天花板上、连接在中国政治的火车头上,以促成法学体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血脉贯通。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

本文针对我国法律体系即是部门法体系的观点进行了评析 ,认为无论是在划分的标准、目的、原则上 ,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原则 ,即权利的神圣性与权力制衡的对抗性辩证统一原则、公平与效益辩证统一原则和自由与秩序辩证统一原则 ,进而提出了以利益为标准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在宪法统领之下的国家法、社会法、家庭法和自治法四大部类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