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金融、经济犯罪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定罪量刑的科学成分量,即"含科量",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大关键.犯罪构成理论愈科学,就愈利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本文从研究金融、经济犯罪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性出发,论证了传统的苏中式犯罪构成理论,不利于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含科量";要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适用刑法的"含科量",应当适用龙式和前置式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     

论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

研究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具有十分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使我们能够从动态中去把握犯罪构成,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发展变化从而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而且,特别重要的是,通过犯罪构成划分为基本犯罪构成与特殊犯罪构成,并且对各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进行进一步具体分类,把它们看作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即把它们视为既属于同一犯罪但彼此间又具有质的区别的犯罪构成的亚种,以此来构建刑法分则理论的新体系,使刑法分则理论体系进一步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适应理论和实践的要求.本文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论定罪的根据

定罪的根据是犯罪构成,但是作为定罪根据的犯罪构成并不等同于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应该称之为犯罪结构,它是指我国刑法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犯罪构成;作为定罪根据的犯罪构成,不包括客体要件,其他要件也与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有所区别。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构成理论是定罪判刑的理论依据。厘清犯罪构成的相关理论，对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应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应当照搬。     

经济刑法中模糊型犯罪构成在经侦中的理解与适用

运用辩证法基本原理,对我国经济刑法中的模糊型犯罪构成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类,探究其产生根源与存在的必要性,论述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并以常见的疑难法律问题为例,阐释应如何正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该种犯罪构成,提高打击经济犯罪的效能。     

浅析犯罪构成的属性

犯罪构成在整个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是犯罪成立的条件。犯罪构成在整个定罪活动中具有界限功能和规格作用。这说明 ,犯罪构成关系到犯罪是否存在 ,犯罪可否认定等重大刑法问题。那么犯罪构成是什么 ,它属于法律规定 ,还是理论体系 ?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 ,关系到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 ,犯罪构成的法律表现形式 ,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进行理论探讨实为必要。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犯罪构成的属性是和犯罪构成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本国刑法的具体规定紧密相连的。…     

社会危害性视野下的定罪标准问题

社会危害性是由行为事实中所有能够影响对行为社会危害心理评价的因素所组成的系统,其与人身危险性既有显著区别又存在一定联系。我国刑法理论中在定罪标准上的主要争议在于,在对罪与非罪的判断上犯罪构成能否成为必要且充分的标准。《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是犯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犯罪构成是对犯罪概念的具体说明,其在内容上包含质与量的双重要求,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犯罪构成进行实质性解释就能够完整诠释社会危害性的结构。犯罪构成不但是解决罪与非罪问题的唯一标准,也是解决所有定罪问题的唯一标准。因此,犯罪构成是必要且充分的定罪标准。     

中国特色定罪论体系的建构——以免罪事由为主线的展开

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均存在着免罪事由,而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通说并没有专门的理论对其进行科学的深入阐说.免罪事由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并非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仅就犯罪构成的孤立范畴而言,免罪事由与犯罪构成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关系.但是,就定罪论体系而言,“免罪事由判断”阶层与“犯罪构成”阶层是一种层级关系.免罪事由是犯罪论中的定罪论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我国的定罪论体系忽略了免罪事由判断这一重要环节,这是我国定罪论体系的重大缺陷,为此,我国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定罪论体系.我国的定罪论体系可以按以下两大层次建构：（一）犯罪构成模型的符合性.（二）具有有罪宣告性（即无免罪事由）.     

犯罪构成理论的梳理及构建理念的反思

犯罪构成理论兼具法律属性和理论属性,两者不可偏废。文章通过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与修正犯罪构成理论的梳理,试图发现隐藏在犯罪构成理论背后的基本理念,经过分析总结后指出,无论犯罪构成如何建构,终归是总量不变(构成要件要素数量一样),能量守恒(实现定罪功能),并进一步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构成都必须遵循先客观后主观、先形式后实质、先事实后价值的基本理念,否则这个犯罪构成理论就不科学。     

论贿款公用的定罪量刑问题——对上海《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研讨会纪要》的质疑

在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认定中，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受贿款项的用途作为法定量刑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对贿款公用的数额采取“扣除法”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上海市近期出台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研讨会纪要》关于贿款公用的相关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受贿罪犯罪形态理论。建议在刑法第386条中，将“受贿所得数额”删除，保留“受贿情节”，按照受贿情节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刑事法官的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解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具体案件适用法律时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定罪自由裁量权和量刑自由裁量权,这两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法律发现、先例识别、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方式。     

对危险驾驶行为及其入罪有关问题的思考

为了预防和控制危险驾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本文在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定罪量刑中存在的诸多疑问与争议,并就此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完善定罪量刑,构建公正、合理、明确的处罚体系的简要建议。     

罪之谦抑理念的提倡

为了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困境,体现刑法人道性和宽容性,通过实质理性矫正形式理性,追求刑法效益价值,保持社会活力,缩小犯罪圈,增加出罪机会,摘除犯罪标签,应该提倡罪之谦抑,有意识地在特定阶段和场合加以实行。不过,提倡罪之谦抑应有宽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理念的改变、市民社会的形成、人权保障观念的确立,提倡罪之谦抑的社会环境已相应形成。     

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路径选择

量刑的规范化是解决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电脑量刑"是一种量刑规范化改革措施,有其科学性。但在目前首要的是确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尽可能地防止量刑畸重畸轻问题。我们应当选择一些常见多发的犯罪规范量刑。实证调查分析方法是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确定量刑基准要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要建立适当的刑事判例制度为补充;要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论中国式量刑模式之构建——以规范化量刑为视角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如何设计与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制度、制定规范的量刑标准、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不仅直接关乎到实体正义的实现与否,是保证法的衡平与权威的根本,更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研究与刑事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考察、借鉴域外法律的相关量刑模式,我国未来的量刑程序模式应当是层次式和分解式相结合的一个整体,即以...     

中国古代依法断罪制度源流考

中国古代援法断罪,罪刑法定的制度源远流长,源流清晰,成为国家制定成文法的重要动力,其出发点是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约束司法官权力的滥用。由此而提高了法律的权威,严肃了司法官的责任,维持了法律的秩序,因而一直适用至清末修律。它与西方为反对侵害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提出的罪刑法定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就依法断罪量刑而言,却有其一致性。     

酌定量刑情节的话语分析及其理性反思

酌定量刑情节制度是刑法理论中应当予以更多观照的制度。酌定量刑情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民意与社会形势是影响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主要因素,因而,在民意与社会形势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这一论争上,似乎应当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并且也许应该对刑法理论和制度规定作出一定修正,从而给民意和社会形势提供一定的支撑。     

论定量因素在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基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完善的视角

定量因素并非我国刑法首创,定量因素在现代法治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具体实施方式不同而已。我国刑法选择了"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犯罪定量模式,定量因素在立法上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重要标准,而定量因素却没有在犯罪构成中得到体现,定量因素必须纳入到犯罪构成之中。同时,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提出给定量因素引入犯罪构成中开辟了道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定量模式之下我国仍然存在着"司法定量"。     

我国刑法共犯与身份犯的立法现状及反思

对我国刑法有关共犯与身份犯极其有限的立法条文的分类列举和简要分析,可知我国刑法领域中的共犯与身份犯问题在刑法理论基础、立法模式、定罪和量刑规则上,均存在明显的有待完善之处.为弥补其不足,可以在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一章中规定如下条款: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按照正犯的性质定罪处罚,对有身份者可以依法从重、从轻、...     

关于刑法中身份的学理探讨

刑法中有关身份的问题极为复杂，尤其是当它与犯罪构成、共犯问题出现交叉时更为棘手。传统刑法理论只是在共犯论中稍带提及。笔者拟在对身份界定的基础上对身份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和身份犯、亲手犯问题着重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