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分析

新生代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包括身份分类的矛盾和未来归属的矛盾两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身份认同困境主要存在个人身份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的矛盾。社会距离是导致其自我认同困境的直接原因,相对剥夺感是导致自我认同困境的重要原因,追求生存目标与现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困境问题,必须从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政策建构等多个层面着手。     

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嬗变与重建

以国家和社会的时代变迁为背景,深入探讨藏区民众在宗教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和族裔身份等新维度上的内部重构,在社会一般性发展的语境中客观审视藏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在内部多元维度上的嬗变与重建。藏区民众宗教身份的弱化、理性经济人身份的膨胀、少数族裔弱势身份的刻板化体现了藏区民众身份解构的重要特征。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再建需要通过宗教身份与世俗身份的平衡、文化身份与理性经济人身份的融合以及摆脱弱势标签,塑造平等身份等途径来实现。     

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对土改时期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作为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身份,也具有丰厚的政治学意义。本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并参照已有相关研究资源,探讨了农民身份系统在国家与农民两大行动主体的互动性关系中生成、延续、转型的动因、过程和机制,并以农民身份变迁为切入点探究了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方式、能力和限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观念的转变。在土改时期阶级划分过程中,农民的身份系统经历了一个颠覆和重构的过程,它是国家意志与农民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增能理论视域下对“打零工”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以H省随迁老人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步加深,未来随迁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将成为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打零工”极大地提升了老年人的身份认同,通过身份认同的提升可增强其社会融入。文章从“个人”“人际关系”和“群体”三个层面,通过增能理论对“打零工”随迁老人群体社会融入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其作为一个自发性的组织群体,在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和方法。随着我国随迁老人增多,国家应在提高随迁老年人的就业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老年人健康、禁止老年人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继续完善支持政策、加大保障力度,为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

美国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一直都试图发挥各自的影响,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族裔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各种族裔政治资源则决定着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其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美国政治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相同的形势下,这些因素是区别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政治转型:中央集权抑或地方自治?

伊拉克战后重建在美军撤离后,将进入伊拉克人自己管理的"后重建"时期。在后重建时期的政治转型中,伊拉克国内政治发展面临着中央集权主义势力与地方自治势力之间的严重分歧。对于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势力来说,其政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必须削减库尔德人在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时期获得的过多的自治权利,修改宪法的联邦主义性质,强化中央政府对国家的全面控制;而库尔德人所代表的地方自治势力则坚持维护已经获得的高度自治,并实现2005年宪法赋予其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的管辖权。双方在政治势力、领土管辖和宪法修改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但导致伊拉克"后重建"时期政治转型的方向难以确定,而且可能再次激发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并对周边国家产生负面示范效应。     

藏传佛教与藏民社会身份探析——以藏族成员社会身份构建为例

社会身份可以衡量个体或者群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政治身份是社会身份的核心,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行为准则。藏传佛教与藏民族成员社会身份的嫁接规律即为藏传佛教通过藏民族文化影响着藏民族成员自我政治身份的界定。通过了解这个嫁接规律可以更好地引导藏民族成员构建符合民族发展利益的社会身份。     

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文化将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他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客观地看,中国政治文化尚不完善,存在着弱化中国社会现代集体认同的不良因素,但总体上能够承担把中国社会各民族及其他利益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角色。从趋势上看,中国政治文化将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行为乃至全人类的政治发展发生越来越多的积极影响。     

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解析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全面转型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实现社会稳定特别是政治稳定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政治认同在实现政治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前提，是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有利于政治系统稳定性的维系。增强政治认同促进政治稳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二是加快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三是树立国家整体认同标准，培养公民集体主义价值观。     

文化认同视域中的政治认同

民族凝聚力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国家凝聚力认同的基础是政治认同。从民族凝聚力提升到国家凝聚力,就是要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到政治认同。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中强化政治认同,就要注重文化认同的力量,因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其中政治文化是联结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中介。要获得较为持久的政治认同,需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中寻找政治认同的现实因素,这些现实因素主要有文化经济、共同利益、价值观认同等。     

小国的生存之道:冷战后捷克的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的捷克地缘政治思想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部分思想家的观点,以对捷克民族与国家历史的重新解读为研究重点,并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捷克对外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捷克地缘政治思想注意探讨捷克民族的历史—政治身份问题,关注周边地缘环境的变化甚于关注自身,强调入文因素对地缘政治进程的影响,坚持警惕德国、西方不可信赖、加强与东方联系等基本主张.捷克地缘政治思想反映出捷克部分政治和思想精英对于强国环伺下小国生存战略的不懈探讨,但对捷克当代对外政策的影响较为有限.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试论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的政治参与及其现实作用

人们看待中东，往往看到的是伊斯兰行动主义的军事组织所从事的政治或破坏性的负面社会行为。但事实上，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忽视了“乌里玛”（Ulama）阶层。然而，从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作用的历史依据、“乌里玛”现实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乌里玛政治参与的体现及其作用三个层面的体现，可以看到乌里玛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实力政治与国家生存——马克斯·韦伯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解读

马克斯·韦伯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关注,也引起了诸多的争论.本文试图把韦伯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结合起来分析.通过考察韦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历史条件,笔者认为韦伯是一个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在韦伯的思想视界里,处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充满了为了国家生存而展开的激烈政治斗争,实力政治是民族国家的必要基础,国家生存和大国梦想是民族国家最主要的政治诉求,也是韦伯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与实质.韦伯正是以此来理解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现实处境和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希望的.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西方国家政治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西方主要的三派政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出解决少数群体文化权利问题,其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提出少数民族自治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理论。但是这些主张与国家普遍公民权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社会契约论与民主政治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著名的政治哲学理论，它阐明了国家或政府公权力的来源，说明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因此，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成为现代民选政治实践的范本。而中国政治哲学中虽有“君轻民贵”思想，但未能形成西方的权利转让学说，由于缺乏社会契约论的认同和对公权力来源的追问，因而导致官僚政治的产生。     

民族地区的农民政治认同探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可从地域、民族、文化等三个层面上开展讨论,其较低的认同度则根源于农村经济、民族文化、区域政治等多因素的影响。促进民族文化融合,保持高度政治觉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等,成为提高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度的有效路径和对策。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阿拉伯——伊斯兰和平困境透析

持续60余年之久的阿以冲突，是二战后中东地区历史久远的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公开化和不断升级的结果，也反映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差异和斗争。阿以民族、宗教特性，与其形成的地缘-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种地缘-自然特征形成的民族性格和宗教特质，使阿以双方在围绕“生存空间”和“圣城”的争夺中，流血冲突不断，阿拉伯-伊斯兰深陷和平困境。     

当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变化及价值重建

从人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本质上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全球化发展。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同时会带来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出现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单一主体认同到多样主体认同;从身份认同到契约认同;从群体主体认同到类主体认同等。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出现的上述变化必然会与原有的认同出现冲突,并进而引发人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只是人的认同变化中的一个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认同上的变化必然孕育着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建。重建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我们在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统一中来把握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