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摘登

司法鉴定应当 建立独立鉴定原则 1、让鉴定机构彻底从司法机关的门户中独立出来,变“双元鉴定制”为脱离司法机关的社会性的“一元鉴定制”,理顺鉴定人同司法人员的关系,理顺鉴定同行政权力的关系,从根本上消除“权力鉴定”等弊端。当然,目前要在我国建立统一的鉴定体系的条件恐怕还不成熟,但至少可以     

省属高等院校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分析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似政府机构改革般跳不出“精简——膨胀——精简”的怪圈。当前省属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着诸如“院系关系没有理顺”、“依法治校力度不够”等突出问题，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这些问题应首先从明晰院系两级职权责关系、建章立制和处理若干关系等方面展开。     

关于新时期党内监督机制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下）

五、进一步理顺党委与纪委的监督关系 新时期党内监督实践充分表明，党委与纪委的监督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理顺二者之间的监督关系，既是当前党内监督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的必然要求。本文认为。理顺党委与纪委的监督关系，是当前最为迫切的是进一步完善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其一。要用制度烛规形式严格界定“双重领导”内涵、方式、范围。同级党委对纪委的领导要明确限定在“确定监督指导思想和原则”、“保证监督方向”、提出监督总体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检查监督工作”等层面上，无权对纪委的具体监督活动进行干涉，确保纪委相对独立性；上级纪委的领导要明确限定在“业务领导”、党规党法领导层面，指导下级纪委开展监督活动；对于一些需要同级党委与上级纪委共同协商解决的问题，比如纪委班子的组成、干部任命等，也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至于以谁为主。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二，对现行的纪委领导班子选举和管理要进行改革，确保纪委领导班子及成员只对选举人和上级党组织负责。以利于同级党委和纪委之间相互监督。     

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问题及解决设想

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问题及解决设想王光新，于树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采取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经营方式等措施，但由于不是建立在产权清晰、产权关系理顺的市场经济“基石”上，国有企业产权虚置，政府和企业之间未能达到责、权、利协调，使法律上...     

新疆地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初探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维护新疆地区稳定的需要;是加快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指出构建新疆地区和谐警民关系,公安工作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应着力提高新疆地区公安队伍的综合素质;理顺警民沟通渠道,使“大走访”成为“经常访”。     

立足创新思维 深化监企分离

前些年提倡的“监企分离”工作由于国家和监狱、监狱和监狱企业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没有理顺，从而造成了“分而未离”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全新的思维角度，从理顺国家、监狱、监狱企业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探索监企分离的有效模式。     

理顺社会利益关系,构建中华和谐社会

本文阐述了理顺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理顺社会利益关系首先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廉政建设及其要着重解决的五个关键问题。     

从地役权与相邻关系制度探析“眺望权”的性质

从吕老先生的起诉到今日的“眺望权”争议，“眺望权”的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地役权与相邻关系两制度的分析、比较，再根据“眺望权”的相关特点，我们可以得出“眺望权”的性质应当为相邻关系。     

浅析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劳动合同管理和运作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劳动合同方面发生的大量争议大多是由于劳动合同解除而引起的。有的企业片面强调其用人的“自主权”，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一些劳动者误解“择业自由”，滥用辞职权，也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不利劳动关系的稳定。因此，了解并切实执行有关劳动合同单方解除上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有助于理顺劳动关系，规范劳动合同管理，维护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劳…     

监狱行刑权解析

监狱刑作为刑罚的一个种类，具有四个特点，即本质上的报应性，内容上的特定性，程度上的限定性，后盾上的暴力性。监狱行刑是指监狱对受刑人进行“剥夺程度决定权与限制自由实体权”的具体行为的总和。我国监狱行刑权由强制权、引导权、激励权三种权力组成。在行使监狱行刑权时要防止将“监狱刑罚内容”与“监狱执行刑罚的内容”和“监狱行刑权”混为一谈；要高度重视‘‘监狱行刑权”的与时俱进；要切实把握监狱行刑权的边界范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实证分析-以100例司法裁判为研究样本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的司法适用分歧,折射了关于证明责任和无罪推定之间关系认识的模糊不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被告人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不宜理解为“提供证据的责任”,而应阐释为“较大可能性”或“优势证据”标准的“说服责任”,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限制角度,充分考虑该罪立法目的以及在我国的司法适用情形,从比例原则的角度进行的正当性考量。     

过失犯中被害人的作为义务与自我负责的边界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强调自我决定,从而保障个人自由。法所关注的领域,是交往性的契约领域。非契约领域,属于个体的自治空间。刑法并不关注发生在"自我管辖领域"内的"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在自治领域,被害人应当确保"结果的不发生"。对参与被害人"自我管辖领域"内的行为,立足于限制的正犯概念和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的概念,能够在教义学上得到准确解读。义务人在事实上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义务履行与利益损害不能显著失衡、不能以生命为代价履行义务、人身保护与财产保护义务的"强制力"应当有别,是考量作为义务边界的因素。超出财产保护义务履行范围的,义务人完全进入到了自我管辖的空间。对于造成的损害结果,由被害人答责。超越人身保护义务的,应区分职业义务人与非职业义务人,分别对待。行为人创设的风险与职业义务人伤亡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之时,属于急迫性风险,由行为人答责。职业义务人正常履行职业义务的,属于职业性管辖。职业义务人发生误判之时,不能由职业义务人自我答责。无义务者实施保护行为造成损害的,应该对侵害结果自我答责。     

婚姻法修改中几个争议问题的探讨

本文对婚姻法修改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指出 :共同财产制更能反映婚姻的本质和特征 ,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应由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两部分构成 ;约定夫妻财产制应从其功能出发选择立法模式 ;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理由 ,这一改变不意味着放宽离婚条件或增加离婚难度 ,离婚与社会稳定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之“适用”——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展开的分析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在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经历了适用——参照——适用的一个制度史变迁过程。2015年经修正后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其内容可以分为“诉讼程序”和“检察监督程序”两部分。在“诉讼程序”中,立法以“等”作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从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确定、二审裁判方式等相关的民事诉讼规范,也都在可以“适用”之列。毕竟,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各异,所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应当确立不抵触立法目的和补充性两条规则。     

论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要把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落到实处,把一个有12多亿人口的大国领导好、治理好,没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不能胜任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既取决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与党的执政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检察权独立行使的相对性——兼论列宁关于检察机关垂直领导的思想

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列宁时代已被充分强调。检察独立旨在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为此 ,应在维持现行领导体制的前提下推进检察改革 ,改革的任务是围绕维护检察权的相对独立性 ,改革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 ,改革妨碍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不合理体制 ,并强化地方权力机关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     

论分权、法治的宏观调控

对“宏观调控”概念的界定,决定了宏观调控法制建构的差异。宏观调控应当遵循“分权”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和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调控权的合理划分,是有效分权的基本条件。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但是通过具体立法“固定规则”是不可行的,关键是对宏观调控主体适当赋权,由其根据形势和调控目标“相机抉择”或自由裁量,并将其纳入问责体系,凡宏观调控决策或行为超出合理专业判断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人就应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宪法基础

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有其宪法上的依据。我国宪法为公职人员设置了两种责任制。在功能上,权力责任制强调公职人员应当受人民监督;工作责任制则强调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在理念上,权力责任制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要求;工作责任制则意在“反对官僚主义”。由工作责任制发展出的“社会主义责任制”,还进一步确认了相应组织具有宪法赋予的自主管理权。以上述区分为指引,可以合理划分处分决定机关的管理权限。政务处分虽可用于落实工作责任制,却主要是落实权力责任制的工具;任免机关、单位的狭义“处分”则主要是落实工作责任制的工具。监察机关依法不能代替机关、单位直接作出狭义“处分”。狭义“处分”程序可由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