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

在"剿匪"与抗战的特定时空中,基于特定利益与共同目标的考量,国民党中央与西南边疆地方当局在推行币政过程中,发生了多元互动的奇特效应。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流通货币呈现出一种紊乱状态,国民党中央在西南边疆推行法币、整理金融过程中,国民政府通过整理四川地钞,平定渝市金融恐慌,推进滇黔法币流通,将国民党中央金融势力渗透至西南边疆,强化了国民党中央金融控制力。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既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取得双赢的结果,又隐现双方存在利益的博弈,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合作与互利、冲突与渗透、控制与整合的多维样态。显示出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过集中金融控制权强化对政治、经济及军事的话语权,隐射国民党中央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多重面相。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试论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经略

历史上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即为皇朝中央将中原前现代高度农耕物质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方式等,向西南边疆社会渗透或移植的过程。尽管元以后西南边疆已被全方位纳入皇朝中央的宏观控制之中,但囿于不同时期皇朝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西南边疆处于次要地位民族群体的认同程度的差异,使微观层面无论是社会行为观念、民族治理模式及与内地农业一体化等,仍只是呈现着一种缓进或渐变的融合过程。     

近代西南边疆的抵货、进口替代与商品流向变动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权的维护与声张,前期针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发生了抵制英货及对大锡矿品的利权维护;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西南边疆的对日抵货也愈趋坚定。其间,由抵货衍生的国货运动,则使"进口替代"成为其时西南边疆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先是有以内地国货对洋货的替代,之后则进一步演化为本地土货对进口的替代。而上述诸般,也都同时引致了西南边疆进出口商品流向的变动。     

西南情境下的礼俗多维互动及其社会整合功能——以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整合的过程,“礼俗互动”拓宽了审视文化互动整合关系的视野。西南情境下的“礼俗互动”具有特殊的边疆形态,呈现出族外与族内、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多维互动的结构模式。在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这一典型案例中,“礼俗”的多维互动,不但保证了该区域各历史阶段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而且在西南边疆由早期族群整合、区域整合、帝国边疆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进程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并由此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殖民利益驱动下进行狂热的云南考察的"云南神话"时期、冷战政治影响下认识和研究的衰减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热潮兴起等三个阶段。由于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和政治干扰,因而前两个阶段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加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众多的民族和复杂的边疆历史,吸引了西方一批新型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视野宽阔独到,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水平跃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

中国的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部分具有特殊性的,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对该特定区域进行治理的基础上界定的。生活于边疆这个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的人们,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社会。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与国家核心区的政治具有明显区别,因而可以界定为"边疆政治"。随着人们对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和意义的逐渐自觉,边疆政治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上的边政研究就是其典型。在近年来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其治理的地位和意义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而也凸显了边疆政治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为了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边疆政治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明确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并厘定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

南诏是祖国历史上,曾与唐王朝共存一百六十余年的地方政权;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南诏不仅在云南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上承汉晋,下启元明,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唐朝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政权,对唐朝的政治也产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边缘文化主流化中的妇女--明清时期的云南"列女群"

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和文化的边缘地区,明代以来在国家政治进一步一体化的过程中,边缘的云南文化在汉文化的改造、重构下被整合进文化主流中。作为云南地方文化承载者的妇女人群也成为这场文化改造运动的重点塑造对象,其结果,就是在明清云南地方志书中出现了包括节妇、节孝妇、贞女、烈女、慈母在内的数以万计的"列女群"。这一特殊社会人群在云南历史中的存在,被赋予了深远的文化意义。     

南诏史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边疆妇女史的视角

南诏是中国历史上与唐王朝并存200余年的西南边疆地方政权,南诏历史已通过正史的记录和学者的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从边疆妇女/社会性别的视角再审视这部历史,会发现妇女的缺席使得这部传统意义上的南诏史表述并不完整.南诏历史应由"大传统"的精英历史和"小传统"的民间社会史两部分组成.作为地方性知识,这一时期的妇女及其有关妇女的生活被排斥在传统南诏精英历史之外,而作为边疆妇女史的一部分,有关南诏妇女及其生活的知识却存活在"小传统"的南诏历史中.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失谐与治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和地缘性等多元复合特质。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地缘政治的变迁,边疆多民族地区出现了政治文化失谐的现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角力、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歧异、极端宗教主义与政治认同建构的背反、政治过程的无序化与民族事务的法治化的矛盾等等,构成了边疆政治文化失谐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妨害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影响因素。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在推动边疆发展的基础上,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强化国家认同|重塑政府,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推动民族政治协商,建设公民文化,为和谐政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清末云南交通和对外交往

清末，云南与内地各省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各国在平等基础上的友好往来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发展。这一切与该时期云南交通的改善和发展密切相关。一、清末云南主要交通干线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陆地边界线长达３２０...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民主化道路

中央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民主政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永恒的价值追求.虽然分别谈论它们的专家和学者很多,但把二者结合起来讨论的著作和文章却很少见到.本文将从纵向分权、地方自治、"政府集权"几个同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民主政治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出发,来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民主化建设问题.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理论研究

我国西南边疆的民族地区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地缘政治的特点,该地区不仅有跨国民族,而且宗教也有跨境的特点。弄清楚维护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理论内涵,探讨地缘因素下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有助于解决保存和发展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特色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