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制和法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正> 一、法制和法治的概念 法制一词在我国论文和著作中通常有以下几种含义: 第一,法律制度,英文中相当于legal institution,大致与法同义,即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有的学者将这种意义上的法制称为“静态的法制”。 第二,法律体系,英文相当于legal system,它包括法又大于法,是一个国家整个法律上层建筑的系统。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Rene David)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所使用的“法律体系”(legal system)一词,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它包括一个国家法的历史传统,法的渊源、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苏联时代”法治理论的生成及其主要内容

本文把“苏联时代”的法制理论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 0世纪 5 0年代以前对革命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初步研究阶段 ;二、5 0、6 0年代对社会主义法制深入研究阶段 ,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1 .界定和讨论“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和含义 ;2 .探讨和分析法制与民主、公民权利的关系。三、80、90年代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阶段 ,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宗旨是“发展民主、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正” ,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从革命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马克思主义法制(治)观在中国的成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法制(治)观念上有四大转变,这就是：革命法制观、“大民主”法制观、制约法制观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观。这四种法制(治)观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法制(治)的不同看法。我们欣喜地看到,法治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相信,社会主义法制(治)将越来越完善。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本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     

“善”在“法律”至上——也谈法治与德治

2003年1月5日《财经》第1期封面文章是吴敬琏、江平、张卓元谈《法治中国》。江先生说,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有法律并不一定有法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建立在什么样的宪法基础之上,而宪法必须符合公认的真理。”还说,法律的制定要符合公正程序,要有公众参与,透明而且给人民以稳定的预期,“经过以上考验的法律才是善法”。“善”的概念显然属于道德的范畴。我们不禁想起1990年代初法律界关于“法制”与“法治”概念的划分。“法制”是名词,“法治”是动词。通过这个划分,我们发现并深信,“法治国家”是目标,“依法治国”是手段,实现美好的…     

五十年法治建设的教训与经验

本文将新中国五十年法治建设划分为初创时期、严重挫折时期和重建与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回顾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法治建设的教训与经验。文章认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教训是：强调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将法律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用政治概念、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概念、法律标准;重国家而轻个人、重义务而轻权利;重实体而轻程序。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法治奠定了基础;重视法律的控权作用,以权力制约权力;重视程序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文章最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设想的跳出“周期率”的思路———“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只有在国家实行法治和人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当代中国通过实行依法治国,终于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正确方法。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本文认为，“法治”（即依法治国）同“法制”是有区别的。法治概念有其特定的科学内涵和社会作用。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与长治久安，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好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治国原则，法治要求有良好而完备的法律制度，法律应有极大的权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依法治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作者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和事实对上述观点作了论证，还就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五条标准：要建立一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现代法精神的完备的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制应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要建立完善的司法体制和程序；要建设先进的现代法律文化。     

2020年司法改革十大关键词之二 统一法律适用

裁判中的法律适用是否统一,决定了司法公信力能否垂范久远,也影响了司法的“稳预期”功能发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审判权力运行监督的具体行动,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树立法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法制”与“法治”──一种法律文化学探讨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内涵相通、外延不完全重叠的法学基本范畴。法制是一个具有动态和静态双重规定性的概念，它既是对静态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客观性描述，也是对法律实现过程的客观性描述，它本身不具有内发的价值要求，故而存在于各种形态的社会和国家之中。法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实证意义上的法治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价值意义上看，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的原则与理想，它是权利、公平、正义、秩序等法价值要素的统一体。法制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载体，法治理想实现最终要落实在具体法制运作之上；法治向具体法制提出了运作的应有目标，符合法治原则的法制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论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法治之所以区别于专制,人治的根本特性。本文认为在我国确立法律至上思想非常有必要,并就此探讨了保障法律至上的途径。     

『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不是一回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李林

第一,“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法治文化是由法治的精神文明成果、制度文明成果和社会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而文化法制则是一个国家有关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体制、文化权利、文化活动、文化教育等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     

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与法律形式合理

“行政法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行政法治强调了法律的效益 ,蕴含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法律的价值合理性。笔者认为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能动司法与刑事审判之研究

在我国,推动法治建设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法治建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积极落实法治的各项要求,使我国从一个几乎全无法制的法律落后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司法机关要接受党的领导,最高法院的有关政策,本质上是执政党意志与观点的体现。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明确提出了能动司法的主张要求①,王胜俊同志的主张和要求,是党的政法政策的体现,因此,能动司法这一概念可以说正式进入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并将成为今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地方法制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地方法制问题是一个颇具本国特色的问题。对地方法制概念的界定,需要把握概念边际的确定原则。地方法制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并制约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我国地方法制的研究范围包括地方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与职能分配的制度化问题、国家机构实施法律的方法与具体制度和权利实现的民间保障机制。强调指出研究地方法制,就是要把人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国家制度越是健全,规则体系越是完善,群众参与制度建设的能力越强,国家就越是以人为本,越是把人当做人。所以,与群众最为接近的地方与基层的法制实践,才是法治国家建设的真正舞台。     

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

九九修宪前夕，围绕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法制改革优先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认清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九九宪法修正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稳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明确法治与人治的分野， 坚持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 尤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简论国家安全法制对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及其实现

国家安全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国家安全工作具有某些特殊性,但这不是国家安全工作可以 不受法律调控和监督的理由。要建设法治国家,不可不重视建设国家安全法制,没有完善的国家 安全法制,法治国家不可能实现。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制不仅是各种国家安全法律和制度的创设、 健全,实现国家安全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更重要的是使“严格依法办事”和“法律至上”等现代 法治观念得以确立和体现。     

中国权力机关立法职业化问题研究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并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01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要求,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