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压力、威胁认知与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中美在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加剧,作为地区重要的中等强国,韩国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选择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为例,分析了韩国在中美之间战略选择的特点及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战略定义不足以全面说明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特点,韩国的战略选择具有多样性。第二,体系压力、自身的安全认知是影响韩国在中美之间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其中,对于韩国来说,抵御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优先于防范中美博弈给韩国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来说,如果某一议题涉及朝鲜威胁,韩国通常采取跟随美国的战略;如果不涉及朝鲜威胁,韩国则会选择迎合一方但不损害另一方的"对冲"战略。     

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来回波动。那么中美关系起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国之间目前的战略竞争到底是长久之势,还是仅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下的短期现象?本文以战略互动和利益平衡为分析视角,认为40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可以划分为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方和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起伏波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始终并存着一对"互斥"的利益集群,中美关系正是以战略安全为主的消极利益集群和以经贸依赖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相互平衡的结果。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由于战略安全的消极利益属性日趋明显,中美战略竞争将趋向常态化,竞争的广度和重点领域的深度都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经贸依赖、反恐、防扩散和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利益的积极属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对中美关系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很难在短期内滑向全面战略对抗甚或战略冲突的境地之中。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基础与障碍——基于对外战略核心理念的分析

探讨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关注中美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分歧源于核心理念的不同。美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体现为"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中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则围绕"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展开,其目的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以不同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与障碍。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克服障碍,避免走中苏分裂的老路,是关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从克林顿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初期的"战略再保证"。但在奥巴马中、后期美国并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除了美外交操作和行事风格层面的原因外,更多反映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未来美国重新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可能性不大。从中国方面讲,应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努力把握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需及选择

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互需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是实现中美各自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构建、分歧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冷战终结和核裁军的推进,核武器引发"末日之战"的恐惧明显下降,但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砝码。构建核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根本利益。长期以来,是美国的价值理念、安全观念和对华偏见、敌意阻碍着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具体化、实践化。作为核优势方和战略稳定倡议者,美国首先要克服"霸权抑郁症"。中美需要聚焦影响核战略稳定的哲学和战略本源,在"信"、"和"、"等"、"活"、"融"等理念、原则上凝聚战略共识,良性互动,务实解决具体问题,共同推进战略稳定,中美核战略稳定才有值得期待的前景。     

中美亚太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势及管控

当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且以竞争一面呈上升趋势的战略两强格局日渐明朗化。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利益调整属于结构性动因;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加速该格局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非结构性动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速腾升与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背景,中美亚太战略竞争关系中的缓和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而其竞争空间将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推动中美竞争机制呈现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美国需放弃固守的霸权思维,适度分享责任与权力;中国也需给予更多耐心与定力。     

“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系统的改革

2003年7月24日,美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联合发表一份关于"9·11"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在分析了"9·11"事件发生的原因后,对美国政府特别是情报部门提出了改革建议.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情报安全部门的任务、体制和组织机构一直处于调整和改革之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不大.     

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与美国关系

萨达姆执政时期,伊拉克与美国关系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期间,既存在过尖锐的对立关系,也有过短暂的"蜜月"关系.两伊战争时,伊美关系出现了建设性接触.冷战结束后,伊美引发了海湾危机及海湾战争.随后两国展开了12年"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斗争.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重点打击.面对美国的打击和威胁,萨达姆实施了不屈不挠的内外政策,凸显他的强硬政治手腕和外交风格.然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06年"宰牲节"之日,萨达姆被处以绞刑,自此结束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但局势并没有好转,伊拉克的重建任重而道远.     

浅析阿尤布·汗执政时期的美巴关系

阿尤布·汗是巴基斯坦第一位军人统治者。从1958年就任总统直至1969年被迫下台,阿尤布·汗统治巴基斯坦超过10年。这段时期的美巴关系经历了从亲密到冷淡的转变,并且直接影响了以后美巴关系的发展。更好地了解这段时期的美巴关系,对我们深刻理解冷战时期乃至冷战后的美巴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     

布什连任和中美关系的走向

布什总统的连任表明美国将继续推行现有的全球战略和外交安全政策 ,但又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中美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两个大国 ,在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地区合作、安全框架、大国关系、热点问题等方面既有共同利益 ,也有矛盾分歧。在今后四年 ,亚太地区将是中美关系演示的主要平台 ,双方在多边性、制度性和机制性方面的互动日益深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将继续呈现出建设性和合作性 ,但双方将围绕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和台湾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合作、斗争和妥协     

"9·11"后美与中亚诸国关系状况

“9·11”事件发生,特别是美对阿富汗塔利班开战后,中亚地区成为国际反恐怖军事行动的“前沿阵地”,美国的飞机和陆战部队乘机开进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塔利班垮台后的阿过渡政府于2001年12月22日正式理政,阿反恐怖斗争接近尾声,但美及北约国家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却有增无已,使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势力均衡面临考验。     

在利益与协调之间:朝核问题与中美关系

自 2 0世纪 90年代初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发生以来 ,中美之间围绕着朝核问题展开了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这是一种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关系。一开始 ,中国对美朝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是“静观其成” ;在美朝双方僵持不下时中国出面斡旋 ,促成了“四方会谈”;当“四方会谈”陷入僵局时 ,中国便与周边利益相关国家一起促成了“六方会谈”。很大程度上 ,可控的朝核危机对于中美之间关于安全合作领域交流机制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 ,也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战略层次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