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行政体制探析

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有 :公共行政管理、经济调节、依法行政、市场监管等等。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行政体制的对策是 :进一步削减政府权力 ,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问题 ,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打破行政垄断 ,加快电子政府建设 ,制定政府组织法。     

经济转型依赖于第二次改革

“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推动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提供活力、动力和合力。这就把改革摆在了推动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从统制型到服务型:当代中国政府建设的模式取向

政府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改革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与难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其趋向就是逐步扩大政府的服务职能和领域，限制、规范政府的统制范围与领域。即从“统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文明建设的模式取向。     

行政价值观转型与政府职能重塑

行政价值观作为公共行政之"魂",对政府职能重塑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作用,能够引导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方向,规范政府职能重塑的内容,控制政府职能重塑的过程。在国际公共管理前沿理论的影响与国内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新形势下中国行政价值观进行了转型和发展:由经济增长转向生态文明、由管制行政转向公共服务、由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在行政价值观转型方向的指引下,新形势下政府职能重塑的目标为:调整政府职能方向,建设生态型政府;重塑政府职能性质,建设服务型政府;重塑职能运行机制,建设诚信型政府。     

略论公共行政精神缺失的制度原因及其培育途径

公共行政的基本要义在于政府必须把公众的意志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在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重视对公共行政精神的培育。公共行政精神的缺失有其制度方面的根源，为此，应重视运用制度力量培育公共行政精神。就我国目前公共行政精神公展现状与要求，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治理体制及公共政策体制，逐步培育与行政体制改革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行政精神。     

政治文明与政府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客观上要求把政府行政文明建设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推进政府行政文明建设必须加强政府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政府创新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为此,要从观念、体制、技术和政府评价体系等方面全面创新,整体推进。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公共行政变革的生态学解析

本以全球化为背景，以行政生态学为分析框架，集中探讨了全球化趋势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和需求，梳理和总结了当代西方国家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回应性行政改革，同时指出对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借鉴。     

法治政府的理论分析及其制度、能力构建

法治政府中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权力"而只有"职责",政府和政府官员不是"领导"而是"公仆";"服务政府"与"法治政府"同义,是社会学的表述;"有限政府"与"法治政府"同义,是政治学的表述。基于"职责"和"公仆"身份的法治政府体制必须建立在"为社会服务"的八个方面,同时必须职责分明,健全完善政府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基于"职责"和"公仆"身份的法治政府必须建立依法行政、行政行为规范化、高度负责、高度透明的政府工作机制。高超的行政技术也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属性之一,新时期的法治政府必须注重高科技、高效率、精细化行政能力的建构。     

论我国政府领导体制不完善与行政低效率

行政效率的提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从影响行政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政府领导体制上进行论述,叙述了领导体制不完善造成的行政低效率,进而论述政府领导体制改革与科学化对提高行政效率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领导体制不完善表现在领导层次过多、领导幅度过宽、权力过分集中、干部人事机制不合理、领导决策水平低。因此,结合我国政府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来改革政府领导体制,其措施主要有科学合理设置领导层次和幅度、合理制约领导者的权力和适度扩大下属权力、完善领导干部人事机制、提高领导者个人素质和决策的水平。但是,政府领导体制的改革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符合我国领导体制的实际情况。     

政府公共管理新理念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传统公共行政的那种僵化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式的观念正在被新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所替代。本文透析了我国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改革的进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有关政府公共管理事务能力、国民素质、非政府组织、政府外交管理事务、政府行政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最后认为,当前我国应该采纳新的政府公共管理理论,重塑公共政策的价值起点,加快新一轮的政府体制和职能改革,早日使我们的政府变成真正的“统一、高效、公正、廉洁”的政府。     

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责任政府的保障

在新世纪，中国需要一个由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控制的责任政府。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既是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也是责任政府的现实保障。追究行政赔偿责任，有利于增强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政府行政的责任性，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     

有效政府:当代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当代行政改革的价值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政府,而有效政府除了具备行政效率外,还应具备行政效能及行政行为的有效性.有效政府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学习型政府等多重特性的统一.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不断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有效促进新的行政文化的建构和公共管理方式的创新.     

新世纪政府管理改革的新课题

新世纪的到来给各国政府管理改革带来了新的课题。新世纪是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及政策制定的机会和期望不断增强的朝代;新世纪将是政府机构改革和组织变革需要不断按照企业精神和再造模式广泛推进的时代;新世纪将是政府官员需要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革心洗面,脱胎换骨,从而要求行政教育培训目标和模式进行相庆变革的时代。这些新的课题正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专家学的关注和兴趣,如何积极主动地迎接新世纪     

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双重向度

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是当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改革和构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公共行政的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制度又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成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鼓励的作用;其二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制度的道德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     

公民社会兴起背景下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兴起,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步增强,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及层次要求也相应地发生巨大变化,它们构成了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压力。如何将外部环境的要求与压力内化到政府管理制度及成员的行为规范之中,这是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确立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构建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在政治过程中实现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委托属性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如何从管治型为主向服务型为主的政府转变，首先要弄清我国政府管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公共权力的来源及特征等属性，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忠实地为人民办实事，做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voluntary sectors. In 2007, a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reduced the number of Danish municipalities from 271 to 98 and assigned new tasks to these. Consequently, the reform resulted in major local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hanges, thereby giving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amine how institutional changes affect the voluntary sector. Based on data from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and two questionnaire surveys (2004 and 2010)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local political system have influenced municipality collaboration, contact and interaction with local associations. While some associations experience a decline in personal contact,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f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an increased degre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voluntary and public sectors.     

Reinventing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Finances in Remote Indigenous Australia

The economies of remote Indigenous settlements are dominated by public finances. The current system of governing public finance is highly saturated, fragmented and centralised, and this has a corrosive effect on loc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Th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of leaders to their constituents is weakened in favour of an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upwards’ to higher authorities.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have promoted administrative deconcentration, over political devolution, and thi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flux of public servants,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NGOs) and private contractors, and a decline in Indigenous organis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end result in many settlements is a marked disengag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ir own governance. There is evidence of considerable political capabilities existing within local government electorates. Decentralised financing arrangements can be used to catalyse these capabilities and then address deficits in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