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微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

中国古代刑法中确有罪刑法定思想的萌牙,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是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目的刑论探析

在西方近代刑法学的产生与发展的两百余年时间里,围绕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即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其中目的刑论对刑罚理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它基础上创立了社会防卫理论,产生了刑罚个别化原则以及教育刑思想,促进了刑事法学的发展,本文旨在对其进行简要的探析与论述。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论我国罚金刑的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贪利型犯罪日趋增多,罚金刑得以广泛适用。罚金刑对实现罪刑均衡、实现刑法功利价值、充分保障人权、实现刑罚功能有重要作用。然而,罚金刑存在诸多困境,民众认识不足引发以钱赎刑之惑、株连他人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双罚制导致主刑附加刑倾斜、无限额罚金导致自由裁量权失控。这些困境可以通过重构我国罚金刑体系、建立社区劳务代偿制度、建立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加以解决。     

论刑事责任的本质属性

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概念,是确定刑罚与其他刑事制裁措施的出发点。但是在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责任的本质认识,长期处于"后果论"的影响之下,导致刑事责任的本质与内涵与刑罚发生了重合,这一情况直接的后果就是刑事责任的作用被严重削弱,其核心价值与地位也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被虚化,原来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简化成"罪刑相适应"的趋势。针对于此,本文对域外以及我国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反思为出发点,结合法理学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讨论,提出"第二性义务"定义下的刑事责任本质的内容,以期使刑事责任能够在理论上与功能上与刑罚加以区分,从而更好地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     

论刑法谦抑视野下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新的历史条件下刑法谦抑理念在对犯罪打击和预防中有多层价值。公安机关追求刑法谦抑精神的执法价值,有利于其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校正角色与功能定位。公安机关在贯彻实施刑事谦抑精神上存在指导理念偏位、制度缺位、执法实践异化等消极因素。加强刑事执法、司法制度建设,树立现代执法、司法理念,促进刑事谦抑意识培育是实现刑法谦抑、宽容精神的途径。     

单位犯罪的刑罚制度的若干思考

单位是单位犯罪的主体,根据近代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应由单位单独承担,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当承担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我国目前对单位犯罪处罚有"双罚制"和"单罚制"两种模式。对单位仅处以罚金刑难以体现罪刑均衡,因而我国刑罚体制要做出相应调整,增加单位资格刑。     

"对单位判处罚金"研究

“对单位判处罚金”作为刑法中对单位处罚的规定,存在两点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该规范要素文字表述过于简约,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性不强;二是含有“对单位判处罚金”的复杂描述性规范中,对“情节严重的”、甚至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等类似的加重情节中,是否适用“对单位判处罚金”规定不明。只有从刑法谦抑原则、双罚制原则及罪刑均衡原则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并适用“对单位判处罚金”。     

沈家本法律思想初探

本文全面研究了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奠基人———沈家本的法治与立法思想、前德后刑与德主刑辅的思想、反对重刑重法的思想、法贵得人的思想、“赦”与“罚赎”的思想、刑法思想等,指出由于沈家本的上述思想,使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迈出了第一步。     

现代法治语境下罪刑均衡原则的价值蕴含

罪刑均衡原则作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理论中对其研究局限于刑罚论的范畴。立法上对于量刑的规定似乎已经完成了罪刑均衡的要求,使得该原则成为“空置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本质是追求罪行、罪过、刑罚三者均衡的价值目标,其既追求立法上的合理性,同时应兼顾司法上的适当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深度挖掘罪刑均衡原则的价值内涵,即人道主义价值、平等价值、人权保障价值。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价值蕴涵和现代意义

刑法明确性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刑法领域里反对专制社会罪刑擅断主义所取得的一项划时代的进步成果,目前已被世界各国的刑事法典普遍加以确认。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深层次体现,它符合建立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有助于保障人权、健全法治,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在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对该原则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界定和归整,对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法的私法化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为传统意义公法的刑法,逐渐出现私法化的倾向。刑法私法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作为新兴事物,刑事和解既有其积极价值,也有其消极价值。为了有效防止刑法被进一步软化,增强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从立法、司法等方面予以规定,以协调刑法司法化与刑罚的目的间的关系,解决其与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的冲突,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入刑的冷思考

国家工作人员"礼金腐败"损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危害社会公平。现行刑律并未将其纳入调整范围,引发苍蝇式腐败担忧,将官员收受礼金入刑的呼声在我国颇有市场,《刑法修正案九》拟设"收受礼金罪"提议强化了这股思潮。乡土社会迈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实践要求刑事立法必须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将收受礼金行为入刑动摇了现代行政伦理根基,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增加了司法实践操作不确定性。是故,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行为,可以用改善型行政规制的倡导,这是破解难题,走出困境的应有之策。     

论中国古代赎刑制度及启示

赎刑制度在我国古代司法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作为一种刑罚的替代执行方式,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从古代赎刑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分析其历史作用,探讨赎刑制度的设置对我国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如下:保障当事人之间的自主协商权;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不干预原则;刑事和解的标的交与受害人。     

对罪刑相当原则的再思考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立法者在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由此决定了其在刑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解 ,应该是最大程度地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相吻合 ,进而在司法过程中予以贯彻和实现。自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 ,对新刑法第 5条规定的罪刑相当原则 ,刑法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 ,有的甚至针锋相对 ,可说没有统一的观点 ,在此 ,笔者拟在略述罪刑相当思想的演变基础上 ,对此原则陈一管见求教于方家     

试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方法——兼论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区别

刑法的公法地位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刑事案件的裁判有着与民事案件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律的帝王原则,使得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自制和谦抑的特性。自由裁量是法官面对法律条文的抽象普遍性与个别案例的具体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作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司法权的扩充和张扬。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方法,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求得兼容与平衡。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维度思考

现阶段,刑法学界诸多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多主张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领域。其实将这种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及运用价值,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仍具有理论魅力。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应该在正确理解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厘清罪刑法 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关系,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