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查起诉中的补充侦查

补充侦查体现了诉讼程序往复的可能性,如果处理不当将破坏诉讼的终局性和程序的公正性。从对新刑事诉讼法对补充侦查制度改革的法条解读看,在部分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要进行补充侦查;在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时,应及时中止包括补充侦查在内的诉讼程序。对由补充侦查制度凸显出的侦控关系,有必要适当提升公诉机关的地位,加强公诉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论补充侦查的种类

补充侦查是一定程度上对侦查程序的回复 ,是对已终结侦查行为缺陷的合法补救。补充侦查在实现其发现真实的主旨的同时却有侵犯人权之嫌。依照发生阶段、行为主体、启动主体以及是否为法律规定等角度可对补充侦查进行不同的分类。建议废除庭审阶段补充侦查 ;完善立法 ,防止事实补充侦查的发生 ;取消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力图通过补充侦查的种类完善 ,弥补补充侦查的种种缺陷 ,使其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     

补充侦查应当受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最长不能超过7个月，因特殊原因超过7个月的，需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侦查活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应受最长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检察机关对那些不符合起诉条件且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先审查案件是否已用尽最长的侦查羁押期限，再作出是否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     

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

补充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原侦查的基础上进行侦查的补充性制度.自行补充侦查权造成对补充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空白；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向补充侦查制度借时间起期办案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补充侦查程序中缺乏权利救济,所以应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补充侦查的几个问题

补充侦查不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程序，文章以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有关细节规定为依据，论述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法庭审判三个阶段补充侦查的法律规定的有关问题及补充侦查案件的司法处理。     

试论刑事诉讼中补充侦查的几个问题

补充侦查不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程序。文章以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有关细节规定为依据，论述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法庭审判三个阶段补充侦查的法律规定的有关问题及补充侦查案件的司法处理。     

退回补充侦查相关问题的探讨

退回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退回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查明事实真相 ,完善证据。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完善 ,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而且更需要公、检机关的密切配合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一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一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 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 进式改革径路。     

程序倒流视角下的退回补充侦查问题实证研究

公诉环节程序倒流是由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发动的对案件实体或程序上的补救程序,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功能。我国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作为公诉环节程序倒流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既有实体补救功能,又有程序救济功能。我国公诉环节实体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比例过高,而程序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比例偏低,既不利于被追诉者的人权保障,又不利于公诉程序的正当化、合理化构建。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公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问题的成因,并完善实体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相关规定,降低过高的实体补救型程序倒流率,减少对羁押的扩张适用,同时构建科学的程序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督,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法尊严。     

证据不足不捕案件的补充侦查监督研究——以公安机关承办的案件为考察对象

对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开展补充侦查监督,既是一个理论争议话题,也是实务规范问题。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补充侦查监督面临监督权限不明和监督成效不佳的实务困境,亟需通过建构规范化的补充侦查监督机制。细究补充侦查监督的实践异化成因,既受根源性的司法权力配置博弈掣肘,也受实践办案需要束缚。要实现困境突围,建构以权力共享为基础的检警沟通新机制和检察内部信息联动工作机制,则是当前法律规制情境下规范补充侦查监督的可行路径。     

刑事拘留条件质疑

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审前羁押措施 ,其条件、程序和期限都应该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拘留 ,存在条件上的不合理性 ,成为了对任何犯罪嫌疑人都可适用的强制措施 ,导致刑事拘留在实践中的大量滥用。应进一步修改以完善刑事拘留条件。     

论刑事判例在我国司法体系中的定位

在概念定位上 ,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判决范例 ;在性质定位上 ,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司法解释 ;在创制定位上 ,必须经由特定主体和程序来完成 ;在效力定位上 ,应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监督定位上 ,必须确立制约制衡机制。     

浅谈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程序在运行中出现了虚置和异化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立案条件设置过高，立案审查手段定性不明，在立案中受行政干扰严重等。所以我们要从完善立案的条件和标准，明确立案审查行为的性质，加强刑事立案程序运行的司法独立性等方面来加以改革和完善。     

关于刑事立案制度的思考

立案制度作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发挥着屏蔽功能和权利保障作用，但是立案前的调查手段缺乏法律依据，立案条件过高，阻碍了立案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取消立案的独立性，明确规定初查制度，并在立案后引入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来保障公民权利。     

构建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研究

我国目前对简易程序的理解还停留在狭义的简易程序阶段,即认为简易程序就是简易审判程序.同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形式单一,处理案件能力受到限制;从我国现行的简易审判程序来看,制度本身的缺陷及配套设施的不够健全导致了刑事简易程序的利用率不高,违背了简易程序设立的初衷.现在我国正在着手修改刑事诉讼法,利用此契机,完善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有利于解决日益增多的刑事纠纷,也有利于满足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使司法更加顺应民意,接近正义.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     

浅谈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     

从"佘祥林"案反思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

"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刑事侦查、审判及国家赔偿程序中的诸多问题.从赔偿法角度考察,该案反映了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确认"前置程序、赔偿标准、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等规定方面的不足.我们应反思现行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全面革新"确认"前置程序、提高赔偿标准、重置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以期更好的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透析无罪推定在我国的运用

无罪推定作为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其原因就是其本身的科学性。无罪推定体现了一个国家法制民主文明化的程度。我国虽在 1996年刑诉讼中规定了无罪推定的一些精神 ,但并不到位 ,是相对的无罪推定。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世界法制接轨的角度出发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应大胆推行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 ,以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权,是当事人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管辖权异议都有明确的规定,其积极的作用也得到普遍的认同,表现出巨大的司法价值。然而,在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却处于缺失的状态。因此,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程序的规范化和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