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反思国际人权机制

2007年3月起开放签字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体系在保护人权领域的最新努力。与以往的多数人权条约一样,《残疾人权利公约》列举了具体权利、构划了报告体制,同时通过任择议定书设计建立一套来文制度。这意味着在国际人权法上又添加了一套体制。虽然从权利保护发展本身看,这一公约的出现丰富了联合国体系的人权保护内容,但是从国际法治的理念上看,它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特征的继续与延伸,本质上不仅无益于国际法治的完善,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际法维护人权各个环节的成本。现阶段有必要考虑将包括人权、环境等领域的规范进行编纂,将相应机构进行整合,以推进国际法治的目标。     

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的期限应予缩短

刑事程序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国家追诉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冲突和配置模式不断演变的历史。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追诉权力逐渐受到合理的限制，而相应地被追诉者的权利则在不断扩大，国家追诉权力正当行使与被追诉者人权保障两项价值之问逐渐趋于平衡，这正是宪政与法治逐步实现的过程。总体而言，我国刑事程序法制在不断发展、进步，但是也有不经意间的倒退，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期限的一再延长就是其中特例。     

论人权保护对现代引渡制度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着世界各国的文化融合和友好往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权保护引起了国际法和国内法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人权保护体制日趋完整,公民个人在国际环境下更加独立享受身体权、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国际刑事程序权力的行使过程很容易伴随着侵犯人权的可能,作为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的引渡,尊重引渡双方国家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司法协助的基本和前提。本文认为应了解我国国际法体系中人权保护体系,发现理论与实践中的不足,完善法律体系与法律实践,紧跟联合国人权保护的步伐,进一步促进人权保护与国际刑法的相互渗透。     

论国际刑法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论国际刑法与人权的国际保护唐雪莲随着时代发展，人权作为“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日益为现代国际社会所关注。尊重和保护人权不仅成为各主权国家确认的一项法律原则，还逐渐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到国际法领域，产生了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国际社会正在致力建立一个全面充分...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论行政案件的受理标准

人权是“人该有之”、也是“人皆有之”的权利。但不一定是人人皆能实际享有的权利。因为它可能受到他人、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间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是仰仗国家的政治。     

论人权司法保障

人权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古老的渊源.西方人权来自平等和公正的理念,中国人权来自于权利的概念.中国近代史上人权的法律规定曾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基本包括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制定的《民权公约》中的大部分权利,在内容上和时间上,中国人权都领先世界半个世纪.而且,联合国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时,中国人还作出了巨大贡献.“司法”有三种含义,人权司法保障是国家的义务,具有国际和国内标准.诉讼是个人的权利,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诉讼人权保障是人权司法保障的最主要的方式.诉讼权利的完善是法治进步的标志,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人的诉讼权利.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监狱人权保障研究（上）

涉及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有许多,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在所有国际人权公约中最基本的公约有两个,这就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又于1998年10月签署了令人瞩目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何一个公约的加入,都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义务,成员国要定期向公约监测机构就执行公约的情况提交报告,联合国将以公约的标准衡量该国的人权状况。因此,这就要求国内法律的许多内容与国际社会接轨,尤其是现在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限制原则

现代法治社会,权力须以权利为目的与归宿。不论是权力对权利的积极保护,还是权力对权利的消极限制,皆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国家基于对人性善恶、权利性质、公私权益的合理考量,获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正当性;然循宪政之一般原理,其亦需划定自身权力行使的合法维度;惟其如此,方能实现宪政法治、人权的终极统一。     

新干涉理论——对国际法的挑战

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全球扩张,提出了新干涉理论,其核心是“人权高于主权”。此论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动摇了国际法的基础,蔑视了联合国的权威,如据此理论,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特殊权力将被剥夺殆尽。该理论是对国际法的否定,绝非国际法的发展。     

关于律师在场权的探讨

律师在场权是现代西方法治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和沉默权一起构成了被告人制约国家权力、捍卫自身权利的两柄利剑。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移植沉默权的土壤,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只能依靠完善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赋予被告人律师在场权就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一、律师在场权的含义及其权利性质律师在场权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国家追诉人员对其审讯时,享有由律师在场陪同的权利。其目的是通过律师对审讯过程的监督、防止审讯人员滥用国家权力,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这种权利的性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认识：第…     

国际法人权问题简介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任何形式歧视公约》。今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召开时,我国代表团团长康克清在该公约上签了字。这是一项保护妇女权利的人权公约。人权问题可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西方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保护人权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绝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或产生的,而主要又是联合国活动的结果。在列入联合国《人权国际文件汇编》的五十个公约、宣言中,有三十八个之多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制定或通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法上存在某些人道主义性质的规范,如十九世纪末海牙公约中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条款、     

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尴尬、成因及对策

作为代表权利并充分表达权利、有效制衡权力的“社会法律监督者”，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取代、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律师通过发挥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先知者”与“润滑剂”、经济建设的“促进者”、依法行政的“加强者”和法治建设的“完善者”等几个方面的作用，实现其“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职业使命。     

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联合国法治包括国际层面的法治、冲突与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以发展作为长远框架的法治三个方面。在国际层面,联合国的法治行动和成就主要体现在:确认法治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和原则,确立联合国法治行动的国际法基础,推动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发动各国普遍参与多边条约,加强国际法的实施与执行,促进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     

故意传播艾滋病毒的行为应纳入国际刑法规制范畴

故意传播艾滋病毒(HIV)的行为在国内和国际法上尚没有与之恰当对应的罪刑规定,但HIV及AIDS(艾滋病)的特点使得故意传播艾滋病毒的行为侵害了人类的共同法益,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行为纳入国际刑法的规制范畴,运用国际刑法这一武器来遏制艾滋病的蔓延,保护受害者及人类生存的"体液环境",预防可能的新型恐怖主义袭击。     

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国际救济机制述评

国际救济机制的完善程度标志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国际法层面上的可诉性的程度.经过80多年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权利现有三种国际救济机制:申诉机制、国家问指控机制和一体化方法.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申诉机制,国际劳工组织的集体申诉机制和国家间指控机制,欧洲理事会的集体申诉机制,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个人申诉机制在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都有一定实践.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创造性地发展出一体化的方法.这些救济机制对发展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法理,救济受侵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促进相关国家改进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国内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国际人权法的里程碑：《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作为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权文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体现了在“冷战”之后,国际社会基于普遍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来建设一种世界秩序的共识。《纲领》构成联合国在“冷战”后开展人权行动的主要基础。它对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不再被视为绝对地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它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通过调整和加强联合国人权机制,包括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国际刑事法院．从而增强联合国系统内投入到人权方面资源的协调工作：通过制定和强化少数群体、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的权利,从而巩固了平等、尊严和容忍的成果;并通过人权教育等行动,传播、推动和加强了人权;并改善了执行和监测办法。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从人权的国际保护看自然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西方国际法学界的不少学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自然人也是国际法主体.随着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当代国际舞台上迅速而广泛的发展,主张个人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便形成新的势头.他们把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搅在一起,从而把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为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主要证明.如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法权威劳特派特(Lauterpacht)曾经断言:"显而易见,联合国宪章在其包括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义务限度内,它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英美公法学者耶塞普(Jessup)、布里尔利(Brierly)等都曾主张过同一观点.斯塔克(Starke)也认为,人权的国际保护表明了"国际法正在向直接赋予个人以权利的方向发展","以国家作为     

正确认识国际法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的、系统的考察实属必要。人的权利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与物质条件、传统观念、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个人权利的实现是有层次的,有阶段的。在国际人权问题上,各国的自主发展仍然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