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

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郭瑞林以作品为内证材料，参以有关的史书、文献，本是研究古代作家生平事迹的重要方法。本文即以屈原作品为主，参以《史记》本传以及《楚世家》、《秦本纪》、《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并古今诸家之说，将屈原之生平事迹重新加以梳理，力图勾...     

仙化现象:中国民间神灵的独特演变规律

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神灵主要有神、神仙、人鬼、菩萨、妖魔五大类。从理论上说,神仙与其它四类神灵是截然不同的:神仙既重灵魂又重肉体,是灵魂肉体同时长生不死的人;而其它四类神灵有的是自然崇拜的结果,有的是人死后灵魂所化,都重灵魂而轻形体,是万物有灵论和灵魂不死观念形象化的产物。但是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神仙思想和神仙信仰以后,由于中国人对神仙的偏爱,其它四类神灵在漫长的信仰过程中,也逐渐向神仙靠拢,有的演变为神仙,有的沾染上仙气,出现了奇异的仙化现象。     

屈原自沉诠释中的言说自我与言说他者

屈骚的经典化是在不断被模仿、被诠释的过程中完成的。屈骚诠释史中,屈原的自沉是一个兴奋点,历代士人往往从忠、怨、谏、隐等几个方向去解读屈原的自沉。解读者的诠释过程中,往往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两种声音并存,解读者甚至未必意在还原屈原的历史原貌,而是借诠释屈原,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见解,从而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这些屈原形象或暗示出诠释者对其面对的政治文化价值的批判,或暗示出诠释者对其面对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认同。对屈原自沉的解读深刻反映出历代士人在君与臣、道与势的碰撞中,对于行与藏、出与入等安身立命方式的思索与选择。这正是自沉成为历代士人解读屈原及其作品的焦点之原因所在,也正是屈骚不断被模仿、被诠释从而成为文学经典的动力所在。     

《橘颂》不是屈原早期作品辨

屈原《九章·橘颂》作于何时?历来都有争论。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及近世郭沫若《屈原研究》、谭介甫《屈赋新编》等认为《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其主要的理由是:“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形式上“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且根据“江陵千树桔”(《汉书·货殖传》),“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等),谓桔并非江南才有。诗中有“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之句,这是屈原的“自喻”等等。我认为这些理由是不充足的。《桔颂》当是屈原在顷襄王时放逐后“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的途中所作。因为:     

《招魂》四题

一、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各说不一,基本上可分两大派:一派从司马迁说,主张屈原作,主要依据《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一派从王逸说,主张宋玉作,主要根据《楚辞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这两种说法中,以司马迁说更为可信,王逸的说法大可商榷。先就《楚辞章句》本身来看,王逸对《招魂》的作者问题,前后就有矛盾之处,例如《楚辞章句》的目录,除《离骚》标明作者是屈原外,其它的作品,凡是未标明作者姓名的篇目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之所以略而不列作者姓名,显然是把它们算在屈原名下。《离骚》列在第一篇,标明了作者屈原;第二篇至第七篇未标明作者;     

《九歌》——楚人的“神曲”

根据《天问》中“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和《离骚》中的“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等记载,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九歌》这首古乐远在屈原之前就早已在楚地流传许久了;二是,屈原在作《天问》写《离骚》之前就已经很重视《九歌》,甚至可能已经改写完《九歌》了。这就是《九歌》写作时代最有力的内证。 《天问》和《离骚》还说明《九歌》是夏人流传下来的一首夏歌。《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     

台湾的关公信仰

关公，又称为关圣帝君，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信徒多达800万人。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林立，有的是主祀关公的关帝庙，还有的是以关公为陪祀或共同奉祀其他神仙的庙宇。     

屈原与湖湘古代文学、兼及流放文学现象

“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作为在湖湘大地度过了后半生,自沉汩罗,创作了大量与日月争光的辞赋的屈原,更是湖湘古代文学的开创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组织并领导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支文学创作队伍,这就是以他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在内的“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楚辞创作队伍。虽然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宋玉等人到过湖湘,但它至少是一支楚辞创作队伍,而湖湘也是楚辞的发源地之一。     

和谐人生的一个选择——现代化处境中的宗教信仰

本文从理性与信仰之间关系的视域，结合当前风头正盛的物质主义潮流，试图阐明人生之所以有意义，不仅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合理化”的工具，每一人生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心灵空间，宗教仍然是和谐人生构建的一个维度、一个趋向。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社会”里，信仰已悄然成为挣脱“人被物役”状态的一个人生选择。     

我们为什么不能没有信仰——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邵龙宝

历史是通过信仰的培育、人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进程。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灵魂者，信仰也；躯壳者，经济物质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即“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一生态”五元结构模式的转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或文化重塑的核心问题，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人最高的精神诉求。     

十月围城 信仰突围

虽然天寒地冻，但《十月围城》的票房却一路红火，元旦假期结束，其累计票房已达2．74亿。上映仅第16天，如此巨大的数目，并不单纯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数千万观众对于此影片的肯定。通过影片，人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不管是感情的“墙”还是革命的“墙”，不管是死是生或是通过其它方式，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信仰，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一一唯有信仰能“突围”……     

《楚辞》研究五题回顾及反思

一、屈原自沉与《哀郢》之关系 《楚辞·九章·哀郢》篇的释读理解,涉及到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证与评价,自明代以来成为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最早将《哀郢》与白起破郢、郢都沦陷联系起来的,是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汪氏说“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顷襄王时事也”,并据《史记·楚世家》,举出了秦昭王对楚国的几次攻伐,认     

“三曹”游仙诗比较论

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三曹”游仙诗上承屈原《离骚》、《远游》之意 ,下开郭璞、李白游仙之旨 ,影响深远。然学界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从思想内容的角度 ,用比较的方法 ,对“三曹”游仙诗作归类分析和综合比较 ,可以更加准确把握“三曹”游仙诗的风貌神髓     

《涉江》新解

对于〈涉江》的主旨和诗中写到的屈原放逐江南后的行踪,历来有三种看法。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涉江》为屈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涉江》是屈原于放逐陵阳九年之后,自陵阳渡江入溆浦前的“预拟”之作。楚辞研究者大多取此二说。而清人吴汝纶《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浮士德》中格蕾辛形象的宗教内涵

《浮士德》中格蕾辛通过虔诚的信仰得救,她死后作为上帝派来救助人类的赎罪天使把浮士德引入天堂,体现了新教中提倡的信仰得救和上帝通过给予人一种他救,使信仰者最终成为上帝的选民,格蕾辛这一形象丰富了作品的神学内涵。     

两汉时期的楚辞评论

从楚辞研究历史的角度看,两汉应为楚辞学最初形成的时期,其中西汉前期可视为楚辞评论和研究的萌芽期,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可視为楚辞学正式创立期。第一个比较全面评价屈原《离骚》的是刘安,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屈原立传的史学家,刘向是第一个将分散流传的楚辞作品汇编成集的学者,王逸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为楚辞作注作序的专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的拟“骚”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评价和借鉴。本文同作者发表于本刊1987.4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可视为姊妹篇。     

论和谐社会视阈中大学生公民素质之灵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任务，大学生公民素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信仰素质是大学生公民素质的灵魂，提升信仰素质是当前对大学生进行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引导大学生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升信仰素质的基本路径是：学习与理解相结合——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旨和灵魂；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

本文依照姚一苇晚年所透露的《红鼻子》的创作心理背景，在与姚一苇戏剧作品的相互印证中探讨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心理定式和戏剧作品的深层结构政治环境的压抑致使姚一苇“开始思索人的问题”，思考当代台湾人的“处境”，透过人的危机感，揭示人在困境中的失落和异化，并以人的“寻找”作为对抗线索，从关注人、关怀人、张扬人的高贵，延伸出人对环境的抗争，对命运的挑战，对自我的超越。     

信仰及信仰论证的可能

信仰是人对于某人、物、宗教或神、思想或学说所产生的笃信和心理依赖，是人的知情意综合而成的产物。由于信仰命题或信仰体系中包含着理性的成分，因而信仰论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可能性。应该说，信仰论证既是一种逻辑反思过程，也是一种价值表达形式。     

论信仰

人的时代永远是信仰的时代, 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科学信仰的支撑。什么是信仰、信仰有什幺重要价值,以及我们的信仰选择和依据,是我们在信仰塑造和建设工作中需要认真把握并予以科学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