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研究与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本文就《文心雕龙》研究历史的兴衰现象 ,从中国传统文论著作的话语方式和学术规则角度 ,探讨了为何《文心雕龙》在唐宋时期未能被引起足够重视 ,而从明清开始 ,研究渐盛 ,且在当代形成声势浩大的“龙学”,并由此反思当代研究的利弊 ,进一步指出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思想的异质性 ,在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 ,合理转化中国古代文论 ,整合中西文论 ,让中国文论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本色缘情,兼可言志——宋词嬗变中的易安词之美学考察

"缘情"、"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二者有所相通,但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区别。李清照的词既坚持了"本色"又融合了发展性因素,"缘情"同时兼以"言志",具有双重的美学倾向。从文体发展历程的宏观视角看,两宋之交是词由以"缘情"为主转而"言志"为主的重要嬗变时期。易安词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甚至堪称考察这一时期宋词演进的范本和重要维度。     

中国文论中气的范畴浅析

中国文论中关于“气”的阐释,看起来五花八门,各自不同,但由于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体系之上的,是作家及文论家对文学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范畴,我们也就可以从哲学的层面对其加以把握。本文据此作些初步探索。 一作为文学本体的气 文学的本体或本原是什么?这是每一位文论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从文学反映论的角度来看,这实质上就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问题,它要研究文学与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关系。而从宇宙本体论上讲,我国儒学强调世界的本体是“气”(在朱熹那里是形而上的“理”,形而下的“气”)。张载认为:     

印度佛教圆观念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

佛教的“圆”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与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外来的印度佛教“圆”观与中国固有的“圆”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圆”观念。然后是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圆”观念,又通过激活和强化中国人的“圆”观念的方式,以三种途径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中去。在经过文论家们的一番诗学化的改造和转化之后,佛教的“圆”范畴就转变为了审美的文论“圆”范畴了,“圆”也就因此而由一个普通的词,升华为一个文论的审美范畴了。     

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视野下的风骨论

“风骨”论是“龙学”研究的一个迷团,学界对其的阐释说法不一,难有定论,折射出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的历史问题,在西方文论、前苏文论及比较文学视野中“风骨”得到不同模式的阐释,表现了中国文论话语在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彰显之间的两难选择。     

论叶燮《原诗》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分析

叶燮的《原诗》的贡献主要在于明确提出人我之分相合成文的理论框架,而且物分为理、事、情,人分为才、胆、识、力,在审美领域中,客体的理、事、情是"不可名言"、"不可施见"、"不可径达"的,主体与之是体验和审美关系。在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第二层次"物我相衡"的对峙中,叶燮强调了主体的"胸襟"与"识"对客体的选择作用,在审美主、客关系的第三层次审美意象的创造中,叶燮强调了主体的"想象"对客体的再造作用。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特质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王阳明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和言行脱节的社会时弊，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德行”，“事上磨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不仅认为“知行”是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而且还强调行而后有真知．注重实践的重要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凸显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希望建立统一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论体系的一次尝试。     

中西文论对话中的接受美学——知音与读者反应批评

产生于一千多年前的东方的知音论与当代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有许多相通或相似之处,将这两种异质文明中的文学理论进行一番对话,让其“相互言说”,相互参照,在互补互证中求同存异,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有关读者文学接受反应的材料进行清理、挖掘、研究和阐发。因此,本文力图从核心概念与范畴差异的挖掘研究中,寻找一种不同时空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相遇,在找出共性的同时,敞开被共性所遮蔽的差异性(求同与寻异在此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以期能激活当代文论,并使这些概念、范畴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之后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     

“志”“情”之辨及其“表现”向度

学术界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很少从“表现”的角度对它们研究。所谓“表现”，一般指艺术家运用艺术手段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较显著。如果从“表现”层面来研究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则主要指“偏于自我表现”的内涵。本文在辨别“情”“志”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美学“表现”的视角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进一步研究。     

从“悟”看严羽的“以禅喻诗”

严羽能够从禅学中拈出“妙悟”来喻诗．是因为二者在思维规律与思维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二者的差别体现在：在悟的内涵上，一为出世一为入世；在悟的途径上，一为做“加法”一为做“减法”；在悟的境界上．一为人生理想，一为审美态度。这些差别没有为我们所注意，主要原因在于比喻自身的语义变化以及中国文论范畴的模糊性：从比喻自身来看，禅喻的模糊性导致了“悟”这一意义的不确定；从中国文论本身来看。文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决定了这些范畴的模糊性。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支撑关系研讨中的抽象论评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支撑关系的研究讨论中,存在套用阐释辩证法之理的“辩证论”说,也有重复相关政策规定之语的“文件论”说,还有以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时代精神、崇高理想相一致的“宏大论”说。这些论说对问题都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实际的说明,属于抽象论的范畴,导致对问题的研讨止步于思维层面上把握的误区。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浅析和谐理念的三要素

“和谐”在中国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作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理念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每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庸之道备受国人推崇。“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     

诗性文论之“变”——论《文心雕龙》《原诗》在传统文论体系中的特异性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中,<文心雕龙>和<原诗>表现的理论系统性和理性精神可谓特立独出.它们体现出来的"异",以及"变异"的内在原因是值得深入探求的问题,从其理性精神的源头和"以论论文"的角度或许可以寻找出这两部文论专著产生"变异"的内在原因.     

我感故我在：唐君毅人生之路的心本体论证悟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唐氏对道德自我或超越本心这一中心观念的确立，并非以直接正面的理论思辨来达成，而是经由普遍怀疑和无限悲悯之情煎逼而出；基于从多层面、多维度对心之本体的存在及其根本特征之肯定、彰显与阐发，才得以确认字宙人生之真实性和内在价值。正是通过这种本体论诉求，表达了唐氏为“吾人之生命存在”“以立人极”的终极关怀。     

傣族与汉族的古代诗歌和诗论比较

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古代诗歌和诗论,是有共同规律的,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它们的诗歌及其理论就必然呈现出特殊风貌。《论傣族诗歌》启迪了我们:可以用傣族的古代诗歌、诗论同汉族的古代诗歌、诗论作一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民族诗歌和诗论共同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傣族和汉族古代诗歌和诗论特殊风貌的把握。一诗歌起源于劳动,是劳动呼声与语言的结合。《论傣族诗歌》生动地描述了生活在森林中的傣族“古代人”,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产生最早的歌的情景。傣族“古代人”在呻吟、哀鸣、哭泣、欢笑、呼叫的劳动悲     

论“狂”作为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体现

"狂"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就作家而言,"狂"是文人,尤其是天才文人身上较为常见的一种气质,具体表现为:病态之狂、进取之狂、放浪之狂.由于传统观念中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经常混同,因此文人之"狂"在文论中常有褒贬不同的表述,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本文通过对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归纳分析,试从横向角度来探讨"狂"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内涵和外延.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回顾与审视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被明确提出,至今已有二十年。经历最初的热闹之后,今天这一命题渐入沉寂。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文化传统为其问世的思想渊源;"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出则是其一度盛行的现实语境。然而,"转换"说提出时就缺乏严谨界定和全面思考,大部分论者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意义研究视为"转换"的主要内涵,将两者等而视之。这种泛化理解基本忽视了其医治所谓"文论失语症"的现实目的,也忽视了其立足"转换"以建构当代文论的初衷。自然,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无法避免且十分必要,但幻想通过"转换"来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实在扞格难通。这本身违反了文学发展机制和文论生成体制,堪称一个"虚假命题"。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只能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产生。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提出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命题。一方面,它把“现当代文论的失语”偷换成了“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失语”;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才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并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误导性后果,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误导我们错把中国古代文论看成新的当代文论的本根;二是使学者们几乎都把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换上,反而忽视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