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从“非典”看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

从政府对“非典”危机事件的处理控制和采取的措施 ,可以看出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进一步变革。其中主要表现在公开行政、亲民行政和权利本位行政的行政理念方面。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切实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刘熙瑞：《中国行政管理》2002．7）。其内含“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依法行政的行为准则、公众需求导向的服务模式及回应民意的政府责任”（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07．4）。大约从2001年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有关“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讨和建设实践活动。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社会管理创新中完善行政问责制路径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依法规范行政问责的实施;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行政监督的效力;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浅谈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从行政领导者的角度

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当前，对于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很多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行政领导者是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因，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从行政领导者的角度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研究综述

因SARS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国的责任政府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文便选取当前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行政问责的内涵与理论来源、问责框架与实现模式、问责障碍与原因分析等角度,就当前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的研究作简要综述。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绩效评估与问责体系构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推进,需要评估和问责体系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价值标准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容构成兼具组织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估指标选择应从政治支持、信息透明度、可量化程度、评估目的、评估的开放性以及制度化水平等六个方面综合考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参与的社会问责,基于政务运行管理的行政问责,面向项目评估的绩效问责等三个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评估与问责密切联系、互为条件,从确立以公众满意度为中心的评估问责导向、加强评估与问责的主体和内容的整合、完善评估问责的制度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着力,推动两者之间的制度协同,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态势。     

政府绩效审计改革能降低行政成本吗?

我国的政府行政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政府审计部门在传统政府审计基础上加入“绩效”理念,有助于监督政府各项公共管理活动,对行政成本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依然满足政府绩效审计会降低行政成本的假设;进一步分析中引入了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财政支出效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经过DEA分析得到政府行政成本效益,发现多数省份处于低效状态。研究结论对于促进绩效审计有效性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政府责任的复合维度:价值、支持与能力

合同外包在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手段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同时,也要求政府重新定位自身须承担的责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为保证服务效率与分配公平并重,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责任应依循公共价值管理的理念,在价值、支持和能力三个维度上得到明确和落实。通过以公共需求为核心传递价值、以多元参与为导向整合支持、以过程管理为基础提升能力,政府能够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成为负责任的服务安排者和精明的项目发包方。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优化政府行政生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需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要着力点落实落细,从而使得数字政府成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论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也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在数据驱动和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技术推动下,着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从行政理念、组织结构、健全体制机制等多方面优化政府行政生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资源共享、协调合作、公开透明、精准决策的目标指引下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从而达到百姓、企业、政府的共赢局面,促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级政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网通过县(区)、乡镇(街办)、村(社区)三级联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克服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实环境,让政务服务伸到人民身边;跨越了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让政务服务进入人民家中;突破了人居分散的社会环境,让政务服务深入人民心中。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政务服务新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新的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基层机关事务管理创新

机关事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内部的开展,也是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放管服改革深入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面临职责加重、政务事权加量、基层政府与公务员任务翻倍的情况,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管理体制、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格局、保障水平面临挑战。基层机关事务管理改革需要通过职能定位、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多路径进行创新,使之与放管服改革相配套。推进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对于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避免腐败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The privatization of housing assistance: Are housing allowances eroding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A major change in the low‐income housing sector across nations has been the introduction of housing allowances (or vouchers/benefits) typically used on private rental markets. This change is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post‐war housing policy when government was a main provider through publicly owned housing. This “privatization”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is policy change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s in Quebec, British Columbia, and Albert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olicy shift from in‐kind to in‐cash has not eroded accountability due to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ousing assistance, compared to other social programs. Actors involved in the housing community continue to challenge governments with regard to consumption subsidies, emphasizing their flaws and imperfections. The argument is empirically probe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ver 50 years, drawing on government archival records and housing advocates’ publications.     

质疑政府“掌舵论”

一些学者提出我国行政改革应从"划桨型"政府转变成"掌舵型"政府,这些观点承认政府既要决策指导,又要搞好公共服务,自相矛盾。现在各国政府都在履行决策与服务职能,我国国体、政体及其组织领导体制也决定政府既要"掌舵"又要"划桨",只有构建"掌舵"、"划桨"优化的高效政府,才符合国情民心和执政规律。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