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民主与儒家人生之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理论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并表征着一种现代中国的新启蒙思想。     

论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下的科技理性及其异化

18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理性崇拜是启蒙运动以后人们为摆脱教会统治,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兴起的思想运动。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把科学和理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理性的地位以至于超过了人性,并以此形成了一系列近代理念:诸如人的主体性、机械化的自然观、自然被人驾御等。因为片面地追求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和人类改造自然的功利思想,理性的正面意义已经从唤起人类智慧背离为异化人文主义的思想。批判理性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它的批判和否定的功能,重视人和人的存在,关心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作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理性原则从宗教束缚中解放了人性,确立了人的价值。但过度的理性反思反而变成了对人性的新的束缚。工具理性的思想将对自然的控制转移为人对人的束缚,压抑着本该得到解放的人性。     

“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梁启超政制观转变的美国因素

梁启超自接触西学后即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又大量摄取由日本明治以来思想界译述的西方思想,在政制观上愈趋激进,由君主立宪而变为民主共和。然而1903年访问美国后,他的政制观发生转向,由民主共和退而为开明专制。对于美国的观察是梁启超政制观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一方面发现美国的民主政治存在诸如庸才当政、选举浪费与贪黩公行等弊端,已经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亦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发现文明程度远超出本土的美国华人社团仍然保持部民观念与村落思想,未能融入美国而形成完整的国民观念。基于上述观察而发生的政制观转变,是梁启超对美国与中国历史经验比较及当时历史情境因素"前后左右"纵横考察后通观审慎的理性判断,更是基于爱国救国宗旨下不得已的选择。     

《伤逝》——虚空的自由

《伤逝》是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深刻的理解与批判。当时的中国启蒙界理解的自由是无历史、无世界的单子主体的虚无———自由意志。在通达单子化的启蒙道路上,爱情是重要的摧毁传统礼俗世界的动力,但也是将被抛弃的中介环节。现代中国启蒙是观念性的启蒙,并非使人独立健全地运用理性,反倒使得生活意义枯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即是其典型。这种启蒙的本质是虚无主义,最终将人投入虚空,成为"世界"的"过客"。     

中华文化的现代困境与历史性突围——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的系列讲话

中华文化自鸦片战争以后遭遇重重危机,100多年来都是被质疑、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一度形成"整体性反传统主义",造成了"社会性走火入魔"和"价值荒原"。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以理性、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中西文化论争逐渐尘埃落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系列讲话,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深刻阐释了中华文化的鲜明特点、宝贵价值、历史贡献、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标志着党和国家层面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充分肯定,它彻底扭转了"文革"思维和左倾文化观,从政治层面解决了中华文化的百年惶惑,为中华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华文化复兴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正冬去春来,又是一个戊戌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倡导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发展农工商业……可惜当年九月百日变法即告失败。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当街斩首。“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对普世价值的文化态度

"普世价值"被关注,始于世界性交往的深入。面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意识形态,应以何种文化态度进行对话,是我们必须探讨并给予回答的。首先,批判借"普世价值"推行文化霸权做法,确立自觉的文化态度,尊重多样,追求和谐,实现在理性自觉上的多样和统一、普遍和特殊、交流和坚守的辩证统一;其次,发扬中国的文化态度,中国文化固有的"和"的理念、"通"的思辨、"谐"的状态是我们今日的生存理性,是我们面对世界性对话的文化态度;最后,实现学术的文化态度,以现实为基础,人文为尺度,防止三个误区,形成正确处理价值关系的理性智慧。     

“李约瑟难题”背后的中西文化差异溯源

"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影响中国科学发生、发展的文化基因不仅表现在中西民族特性、中西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差异,更是中国理性、自由的科学精神的缺失。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源在于两个地域中的人们在实践方式上的不同。     

知识分子的启蒙形态与当代使命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声称与真理相关联而以"启蒙者"的角色存在。自近代以来,他们有意识地推动了社会的启蒙与进步,但同时这种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却违背了"有蒙共启"的根本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改革中都充当着"启蒙者"的神圣角色,但市场经济导致的世俗化进程却使之被边缘化。正视自身的有限性,接受大众的批判,以理性的心态重新定位并深化自我启蒙的进程,或许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大师,严谨之态度

正"立身求作万矢的,著论当为百世师。"这是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追求。作为曾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位大师,梁启超在探求中国社会改良道路之外,在治学为师方面同样辉耀后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人生最后的36年间,每年平均写作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思想、文风对中国近世之文化走向启迪     

论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条件

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欧洲启蒙运动对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谈起,论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悖离,最后从宏观上提出了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条件.本文的理论支撑点是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具有逻辑上的解释力和预见性.     

破解农村基层治理“空转”难题

乡镇为中国之基础和关键所在,整体的国家政策、文化理念、实践策略都应建基于此,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建章立制,从观念层面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从文化站位确信中国的本位立场,从路径方法上强调接地气和有抓手。这样才能防止治理"空转"的发生,保持理性的自觉和防患于未然。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主张维新救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从文本考察的角度看，《时务报》刊发的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面对民族危机而做出的强烈反映和路径选择。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深为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泥。他以“公理”观论述维新的合理性，这是认识和思维上的一种提升；同时梁启超认为维新的核心在变革政治制度，这与之前的洋务思想从物质器皿层面改革的思路已经大为进步；更重要的，梁启超主张“开民智”、“育人才”。注重“民”的作用和价值，显示出他的政治文明远见。这奠定了梁启超不朽的思想文化地位与历史影响。     

“灵”、顿悟与理性:知识创造的两种途径

知识被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累积,这种知识的积累通常被称为知识创造的理性方式。而另一种知识的创造,即是"顿悟"。中国文化中,"灵"(灵验)这个字和心理学中的顿悟概念意思近似。中国乡村民众信仰背景下的"灵"的观念与顿悟的概念有一定关联。在理性和顿悟之间进行一种比照之后,可以看出,前者是基于西方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知识创造,而后者则是一种基于非理性、反常以及特异性的知识创造。     

近代功利文学观的流变及内在规定性

在中国近代,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功利文学观,推动着我国文学从古典转向现代。考察这种功利文学观的流变和性质,纵的方面是中国文论实用观念的新发展;横的方面,其又处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下,特别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所以,功利文学观看似学古的,其实追求的是现代性。     

中西新闻报道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成因

从“用事实说话”这一基本概念出发,考察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本质区别,并对形成这一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讲和谐与讲对立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分野,它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维度上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也带来了新闻报道观念的不同。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也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     

"发现小说":梁启超与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

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处"末技"地位,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仍要待到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产生以及"小说界革命"发生后才得以实现.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但枢纽人物梁启超的出现、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被赋予确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梁启超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并非有意重构文学格局,而是"发现"了启蒙大众的有效工具.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开始逐渐谱写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写作体系.     

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实现与西方以自由、人权、民主和神圣财产为核心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对接与融合,"成为20世纪汉语知识分子精英的一种理想诉求,并进而成为20世纪末中国制度设计之应然现实,但在肯定西方启蒙运动"理性"文明毋庸置疑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其宰制与异化的内在缺失以及由此而生的诸如私欲膨胀、生态失衡、社会失范等西方社会之固有症结亦成为当前我国体制集团、知识精英和草根资源的醒目焦虑,因此,曾经为五四启蒙所激烈批判甚至彻底否定的本土文化资源,理所当然而又众望所归地成为五四启蒙否定之否定——对启蒙缺失弥合与整拾、救赎与超越的精神资源,构成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与浴火重生的现代性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