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北大核心

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促进中智建交的非国家行为体:何塞·万徒勒里和巴勃罗·聂鲁达

本文主要分析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有别于传统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艺术家的身份,与中国共筑合作的纽带,建立了坚实的友谊基础,并且形成了以政治使命感为特点的风格: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个人权利而斗争。凭借这种政治使命感,他们融入国际社会当中,并促进了1970年中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至今日。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与巴勃罗·聂鲁达。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使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影响力,还因为他们是智利人民的杰出代表。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为了确定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必须研究他们二人是如何拓展权力空间,让世界了解智利的;同时,还需要深入研究他们二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是指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行为体间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并由冷战时代的两极体系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体系转型期,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并推动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转型。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安全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的新契机。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试析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

自核大国苏联解体以来,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问题开始凸显。从事核扩散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核科学家和核走私分子等个人、跨国公司及公司链、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论分裂主义与国家承认

对国家承认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界容易忽视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世界分裂主义的发展甚嚣尘上,围绕对分裂实体的国家承认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更为激烈,因此研究分裂主义与国际承认之间的关系便十分必要。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承认是指各国将某个政治行为体确认和接纳为新的主权国家。虽然国际法确认了国家承认的基本原则,但是各承认国主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考量对新成员特别是分裂实体的国家承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承认实践中的差异与纷争。正因如此,对面临分裂主义挑战的国家来说,在反分裂斗争中有必要制定和实施"反承认战略",以遏制分裂主义的图谋。当然,对于分裂主义应对而言,问题发展到"建国"的阶段其实已十分严峻,相关国家更应该注重这一阶段之前的治理工作,如遏制分裂势力的发展、寻求实现政治和解、防范外部势力的介入等。     

论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

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组织迅速增加 ,作用不断扩大 ,国际法主体增多 ,一些非国家主体也具有了国际法主体资格 ,促使国际法单一主体的旧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国家行为体相比 ,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有所不同。文章结合国际关系实际案例 ,通过比较分析 ,说明非国家主体国际法律地位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享有权利的派生性和有限性 ,行使权利的间接性 ,执行决议缺乏强制性。     

中美关系中的防扩散与反扩散因素

防止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国际社会包括中美在内的共同任务.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核心是"先发制人"方针,即对威胁使用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预防性打击.中国坚持传统的防扩散原则,主张维护与加强现行防扩散体制和通过谈判解决有关争端.在这一领域,中美两国也存在共同利益和政策取向,该领域可以成为两国合作的平台.     

南亚安全格局重塑与“一带一路”的推进

南亚安全格局的现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同时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发展滞后,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显著的影响。"1947年结构"和"1962年结构"是影响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加入和决定安全结构的行为体间博弈规则的变化,特别是印度邻国政策的调整,南亚安全格局正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在南亚安全格局中,中国是南亚地区重要的外部平衡者。上述南亚地区安全格局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防止印度门罗主义的升级,提升南亚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并寻求与印度在南亚地区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墨美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分析(一)

20世纪 70年代是国际社会发生转折的历史时期 ,世界政治发展呈现出以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新趋势。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 ,南北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相互依赖。 80年代以来墨美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分析南北间相互依存的典范。 1 994年墨、美、加 3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它为墨西哥提供了墨美合作的机制保障 ,双边关系的相互依存进入了新阶段。作者从跨国管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国内政治力量的跨国联系、议题的多样性、利用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国内利益的分化提出的新的政治要求这些方面考察了墨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默许程度与生存空间：缅甸军人政权的国际合法性分析

2021年缅甸军人重新接管国家政权后,面临着与以往军人接权不同的国际合法性困境,但这些困境仍是有限的、非致命的。国际合法性并非简单的承认或不承认,而经常体现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即因外部默许程度的变化而产生差异的国际生存空间。联合国、东盟、域内外大国等国际行为体,基于对缅甸身份、利益、规范和权力认知的差异,给予缅甸军人政权不同程度的默许,使其能够大致维系最低的国际合法性。军人政权要走出国际合法性困境,需尽可能地调和各利益相关方的矛盾,兑现选举承诺,完成政治转型,中短期内势必经历阵痛。基于不同默许程度的衡量,系统梳理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对缅政策,甄别不同指标的国际合法性,可为判断2021年军人接权后的未来走势提供参考。     

国家身份、国家角色视域下的中俄关系

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出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包括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内在身份是由国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属性决定,社会身份是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国家角色是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确定,同时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确定。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规定国家角色,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影响使其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存特性。三国内在身份差异决定了美国会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中俄社会身份的趋同有利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立场,国家角色认知差异使两国选择结伴不结盟关系。     

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北大核心CSSCI

与奥巴马时期的"绿色型"国家定位不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呈现出"工业复兴"的特点,其不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重国内经济发展而轻国际气候合作,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作为"美国优先"国家政策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动不仅导致中美气候外交的利益互动模式失灵,使得中美气候外交的既有合作成果面临颠覆之危险,而且严重阻碍了中美气候外交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宜谨慎寻求中美气候外交的新出路,也即在立场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采取"协作共进"式的气候外交策略,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形式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中美两国间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合作,倒逼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内容上以两国碳市场的连接为主要发力点,并以清洁煤炭技术合作为突破口和辅助手段,进而撬动中美气候合作与对话。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

与奥巴马时期的"绿色型"国家定位不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呈现出"工业复兴"的特点,其不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重国内经济发展而轻国际气候合作,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作为"美国优先"国家政策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动不仅导致中美气候外交的利益互动模式失灵,使得中美气候外交的既有合作成果面临颠覆之危险,而且严重阻碍了中美气候外交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宜谨慎寻求中美气候外交的新出路,也即在立场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采取"协作共进"式的气候外交策略,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形式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中美两国间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合作,倒逼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内容上以两国碳市场的连接为主要发力点,并以清洁煤炭技术合作为突破口和辅助手段,进而撬动中美气候合作与对话。     

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与网络安全国际规范的生成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给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网络安全国际规范还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致力于达成一定的规范共识,但常常受到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中,并提出了不少有别于现有规范成果的规范倡议。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期望严格约束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并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提出的规范倡议从多个方面弥补了现有规范的不足。在现实中,主导规范制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利用,又持续博弈,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受限。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及少部分国家有限度地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使经过挑选的部分规范倡议进入政府间规范讨论议程,但国家间的分歧与博弈又阻止了这些规范倡议成为受到认可的国际规范。尽管如此,国家间博弈方式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为政治博弈服务,以及公私关系更为平衡的新型网络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大的规范制定权力提供了机会。     

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

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理论探索之一是对身份(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本文讨论了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力量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社会工具;然后把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将其放在语言建构的环境下加以认识.本文最后以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为例来说明美国的现当代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到的对"自我"及"其它者"身份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