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崛起的中国已经从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向改革者、创新者转变。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它不仅在物质层面给参与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在观念层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体现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与国际社会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未来，中国还需要从增强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得到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采纳，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更加坚实的理念基础。     

“珍珠链战略”：印度的认知与应对

“珍珠链战略”是一个由美国人发明的不规范的战略概念。这一术语传播到印度后,迅速引起了印度战略和防务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印度政府制定印度洋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一概念主要针对中国且充满了错误认知,我们理应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中的作用

引言尽管东南亚华人千差万别,但专门研究这一群体的学者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体,称他们为“华人”或“华侨”。在这些东南亚国家里,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倾向在大多数人中很明显,他们使用了“支那人”、“中华人”或“华侨”等名称。我们认为,这些名称只能应用于那些外侨、非混合血统者、以及那些起初并没有打算永久定居的人。我们认为,对这一群体采用什么术语和下什么定义对文化、社会、心理、特别是政策考虑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国的作用

中国对朝鲜半岛安全的作用主要由中国因素、国际因素及二者相互作用来决定。过去,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奉行不主动介入的政策,但自2002年朝核危机再起后,中国开始介入朝核危机,推动了“六方会谈”。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维护和平与稳定,在半岛安全中主要发挥战略平衡作用。中国这一目标是通过中朝关系、中韩关系和中美关系等几方面外交政策来贯彻的。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目标,以及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国扮演的是“诚实的调解人”角色,未来中国将继续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非传统安全论析

冷战结束后 ,“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渐成“显学” ,且在许多国家的战略与政策层面得到体现。“9·1 1事件”以及最近肆虐全球的“非典型肺炎”(SARS)更从实践层面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上各国的安全战略议程。那么 ,如何看待非传统安全问题 ?其与传统安全的关系如何估价 ?在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中 ,哪些是牵动全局的重点 ?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今天的国际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如何应对 ?对这些问题国内学界似鲜有系统的探讨。为此 ,本期我们特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五位专家就这些问题举行对谈 ,期能引起更多方家的共鸣。文中的观点或许您不同意 ,有些看法亦需加以系统论证 ,但定会给您启发 ,助您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比较分析

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拯救一个词：“觉悟”

半个多世纪前，有一个词很流行，这个词是“觉悟”．只不过特指是“政治觉悟”、“阶级觉悟”。今天，“觉悟”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近于消亡，连某些追求时髦号称信佛的人．也对“觉悟”这个词很陌生。殊不知这个词恰恰是舶来的佛学术语．与此一并传来的还有“世界”、“幸福”、“刹那”等等。     

WTO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签订了重要协议。中国在“入世”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经过长达１３年的艰苦谈判，中国已基本扫清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障碍，在本世纪末或下一个世纪初“入世”已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维护经济安全成了国家一项最重要的职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维护经济的繁荣稳定无疑成了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组织，世贸组织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就不能不引起我…     

大国竞争、政治极化与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政策进展

“服务中产阶级”政策是拜登政府的执政重点,其政策框架包括社会政策议程、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以及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服务中产阶级”政策的进展,反映了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影响深远。当前,大国竞争与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最重要特征,影响并塑造着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般而言,一项政策的大国竞争属性越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小,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可能达成共识;一项政策大国竞争属性越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大,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不可能达成共识。社会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大,进展寥寥;国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中等,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中等,推进艰难,但有一定进展;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小,进展顺利。     

美国在非洲的“人权外交”

“人权”是美国推行其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有效武器以及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非洲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点区域之一。本文从人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人权与非洲民主化、人权与非洲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联系来剖析美国对非政策中“人权因素”的两面性本质，指出美国对非“人权外交”的出发点和实质是捍卫其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9·11”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及其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9·11”事件后，日本出台了三项法案，标志着其“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它突破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地域限制和使用武器的限制，扩大了政府海外派兵的权力。日本的新安全政策实现了日美同盟的质变，从根本上强化了日美同盟。但从长远看，日本的新安全政策不利于日美同盟的“长治久安”。     

中美关系的双重形势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从美国的能力和利益出发,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远的意义上尝试接受一个现实趋势,即中国和平地兴起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与此相关,它虽然一方面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力图加强对华外交竞争,但另一方面也致力于积极增进和显著拓宽对华协调,更加注重与中国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关系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并且将这些置于对华政策和整个对外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位置.     

“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在韬晦与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较先进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有关新加坡发展战略的相互矛盾观点（上）

引言。1995年1月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决定不再把新加坡列为发展中国家，并把它进行重新分类，与文莱、巴哈马、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同列为“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这是该组织继1992年决定在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有资格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名单中删去上述高收入国家之后做出的另一项决定。这似乎意味着，新加坡有可能申请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样它就能自动获得发达国家的地位)，但新加坡当局却拒绝加入该组织。而另一方面，韩国则在1997年10月加入了这个“超级集团”。新加坡的态度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对它的议论以及(新加坡)官方对此进行的辩解。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继续把新加坡列为如同诸如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经济”，但却这样补充说明：它是“联合国进行分类的经济之一，而各国政府则把它视为发展中经济。”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其它一些高收入经济，即香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以色列，但不再适用于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