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面临权力竞争、机制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挑战,需要循序渐进,从观念共识到共同行动,从机制对话到机制协调,从大国协调到机制统筹,最终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良好运筹,中国应该通过"双重协调"战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特点、功能与趋势

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周边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作为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周边"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地理边界,成为一个由地理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交织而成的综合性的研究范畴。通过比较世界主要大国对于周边的理解,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中国认识和处理周边问题提供借鉴。总的说来,中国的周边问题具有复杂性、功能性、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突发的热点事件和冲突,但从历史的全面的视角来看,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合作、交通运输、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人文教育合作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只要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新的全球化形态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必将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合作新局面。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视角下的周边安全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宏观目标是谋求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FTA网络,在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与宏观目标相呼应,中国的此项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次目标乃是要打造基于FTA网络的周边安全架构,保障周边市场安全、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安全,以利于有效应对和解决周边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大国周边战略比较：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比较分析

对每个大国来说，周边地区在其国际战略布局中都具有特殊重要性。大国普遍投入较大资源来经营周边，但其周边战略呈现不同模式，其周边战略的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对大国周边战略进行比较分析时，面临备选案例数量有限，大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周边战略实施时间长短不同等方面的制约。为增强大国周边战略案例的可比性，从较少的案例中获得较多启发，本文选取三个案例，分别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略、20世纪以来美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战略，从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格局、大国处理周边关系时对强制手段的使用、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周边战略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周边战略模式，分别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产生不同的战略效果。对大国周边战略的对比分析，有助于为中国周边战略提供借鉴。     

新时期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与任务,中国政府确定了新时期的和平发展战略。睦邻外交政策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体现。本文分析了周边地区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新时期中国睦邻外交政策与实践,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平发展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

周边地区是影响中国安全与发展的主要外部区域,周边安全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必要条件和战略依据.21世纪初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和挑战.争取和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进行深层次的综合思考和妥善谋划.     

试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印度因素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高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旗帜，发展睦邻关系、稳定周边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国的周边安全与发展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还依然存在。１９９８年５月中印关系出现的逆转就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就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战略企图、印度对华军事战略、印巴核竞赛和中印巴三角关系这四个因素略述己见，探讨印度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一、印度在中国边界问题上的战略企图与中国安全作为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曾有过相互友好的…     

推进周边公共外交:理念、问题与对策

周边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之首、发展繁荣之机,公共外交则是新形势下促进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新思维和新路径。当前,面向周边的公共外交工作承载着重要的理念和任务,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瓶颈。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制定并完善一套完整的周边公共外交战略,主要路径是:增强宏观视野中的"大周边"意识;提倡与周边国家的互助与共塑;凝聚社会公众的资源与共识;致力于中国话语的总结与传播。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刍议

“9·11事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周边地区的力量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 ,周边形势特点是北面平稳、东面复杂、西面危急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的战略压力 ,印、日的国家走向及一些地区热点 ;从地区力量相对稳定、各力量对华需求增多及地区经济合作不断加强等方面看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态势。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上合组织为何不足以支撑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

中国西北周边的安全形势是形成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西北周边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相对平稳，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呈现出新形势。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成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区域安全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安全功能，其成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区域安全战略的支撑平台之一，但不能作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独立支撑平台。这是由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状况和多边机制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如果需要各国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合作；如果在双边条件下更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就拿到双边机制上来解决。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局势，以更加开阔的战略思维来思考应对策略。     

和谐周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新起点

从地缘因素的角度看,建设和谐周边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最为关键。提出推动建设和谐周边,是当代中国顺应周边发展潮流并基于自身国情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建设和谐周边是一项有章可循的系统工程,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区域机制等领域有序展开。建设和谐周边,必将推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迈上新高度。     

中国周边外交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在中国的总体外交格局中,周边处于首要地位,是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但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遇到一系列麻烦与困境,遭受到来自权力、制度以及观念等方面的挑战。在权力层面,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权力转移加快及衍生的美国对华战略性阻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外在干预性变量。在制度层面,周边地区的公共性问题层出不穷与周边制度"赤字"之间的不对称性矛盾,成为周边外交的内在干扰性因素。在观念层面,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恐惧与防范导致地区互信缺失,成为周边外交的一大破坏性力量。     

试析恐怖主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阶段。恐怖主义以其复杂性和国际性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变数。恐怖主义活动与中国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面临着新的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反恐合作使中国改善和充实了大国外交,调整和巩固了周边关系,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在应对海外中国公民遭遇恐怖袭击问题时体现了中国“外交为民”的新理念。     

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之分析

水资源安全关系已经是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主要受水资源相对短缺与对跨国界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流域中国家间的整体关系、地区环境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以及中国国内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战略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安全关系的构建与复杂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其内容涉及水质保护、水资源分配、水资源开发、水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区域发展等方面。中国与十个周边国家尚未出现明显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但与七个周边国家存在语言性冲突,同时也存在水资源合作关系。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水资源安全关系上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出"低冲突-低合作"的结构状态。周边国家为改变这种结构状态下的水资源利用的"不安全感",正在联合某些域外国家在水资源领域形成一种制约中国的潜在联盟,由此对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形成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战略"抓手"作用,构建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要的水资源安全关系,利用好"亚洲水塔"的战略地位,把握水规则制定主动权和制高点,制定水资源安全战略,建立科学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开辟周边外交新领域。     

论中国睦邻外交：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

本文从“睦邻”概念出发,分析了中国睦邻外交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创新。睦邻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特色和亮点。与倡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相比,睦邻外交加重了“以邻为亲”的分量,新增了“与邻为友”“心心相印”等情感和内涵,感情上更互信,地位上更平等,态度上更亲和,关系上更紧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从“周边”向“睦邻”的转型和深化。睦邻外交秉持周边共同体和“大家庭”精神,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区域合乎逻辑的自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睦邻外交的提出与践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睦邻外交急需理论建构和实践支撑。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

经济外交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构成,也是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手段。在推动周边外交过程中,中国要重视发挥地方在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协调不同部委在周边外交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的角色,深入思考经济激励和惩罚两种策略的使用。通过正确处理上述涉及体制机制和策略选择的重大问题,谋求各部门在推动周边外交过程中的最广泛共识,形成最大的经济外交政策合力,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